2012年长篇小说：个人化叙事与中国化故事

　　精神：困扰与寻觅

　　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常常使人难以适从，并引发精神状态的种种异动，造成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因此当下人们的精神现状与现象，越来越成为小说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无论是由精神现象切入，还是由精神层面立足，均可经由一个更为内在的角度，或由现实的视角来窥探人们的精神走向，或由精神的层面来反观现实的问题。在2012年中，有一些作家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如周大新的《安魂》、赵德发的《乾道坤道》等。

　　周大新的《安魂》写于痛失爱子之后。作品以父子对话的形式，前半部分忠实记录爱子患病不治之后自己悲痛、悔恨、绝望的心情，回忆了儿子从出生、上学到长大、工作，从生病、治病到最终离世的过程；后半部分则以丰富的想象和哲理的思维，借用走向天国的儿子之口，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展现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善恶、对生死的思考，字里行间都是对人类生存与精神状况的关切与希冀。作品通篇溢渗着对于社会乃至人类的大爱，远远超越了悼念爱子的个人化写作。

　　赵德发的《乾道坤道》书写当代道教生活，并以此切入当下社会的精神现状。作品首先是集中塑造了弘道者、损道者、殉道者、悟道者、修道者、道与非道之间的徘徊者等不同类型的道士，他们形象鲜明、性格迥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作品还以文学的方式对道教思想、道家文化的精华进行了精到而形象的阐释，对中国道教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发展机遇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思考与想象，使这部以弘扬道家思想、道教文化的宗教文化小说，卓具一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再续道统文化的人文色彩。

　　格非的《隐身衣》既现实又浪漫，作品以高级音响师崔师傅的独特爱好与经历为切口，触及当下社会的精神生活现状与问题。作为酷爱古典音乐又为人孤傲的崔师傅，古典音乐既给他带来了欢乐，又给他带来过忧伤。对于崔师傅而言，古典音乐或许只是一件外衣，用以掩饰他内心的空虚和虚荣——此所谓“隐身衣”也。小说揭示的真相在于“隐身人”并不存在，可以“隐身”的其实只是一件可悲的衣服。就此来看，小说通过“隐身衣”的隐喻，探讨这个社会的精神溃散现象，揭示其“形”与“神”分离，“名”与“实”分裂的本质。

　　红柯的《好人难做》以马奋棋等3位生活在县城的基层知识分子为线索，揭示了当下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痴迷民间文学的马奋棋不顾经济的困窘，不分昼夜地收集整理民间故事集，成名之后却被名利腐蚀。置身高校的薛道成因满腔热情和出众的天分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集团化、市侩化的学术体制使他在难得糊涂与潜心学术之间左右游移。王岐生是马奋棋民间故事的秦腔改编者，自幼反叛的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曾与之决然断裂的父亲才是他的灵感和激情之源。由对马奋棋等人的遭际的悲情书写，作者透射出对高校学术政治、现实文化体制、当下文化生态的愤懑与失望。

　　青春：自诉与自省

　　成长是青春文学不变的主题，当代青春文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带有自叙传的某些色彩，而其中，校园的场景与学生的生活是青春文学主要的内容构成。但在2012年，青春文学这些既有的规范都被一一打破，已有的诸般程式都被全面跨越，青春文学的触角伸向了人生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青春文学的艺术表达也体现得丰富多彩，无论在描写对象还是在表现方式上，青春文学都大幅度地刷新了原有的基本面貌。

　　从写作者的角度看，以“80后”为主的青春文学作者，出道已经10年左右，年龄已届不惑阶段，他们的成长与成熟自然而然。但让人甚为欣喜的是，他们之中靠近传统文学写作的实力派，艺术上的进步尤其扎实而显著，这样一些有志有恒的青年作家，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他们以他们的长篇新作为小说领域添加了新的色彩与风采，他们更以他们的崛起为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实力。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笛安，她的“龙城三部曲”，因为《南音》的面世，已成完璧。“龙城三部曲”的难度在于3个主人公西决、东霓与南音，既是亲戚关系中的同代人，又在3部作品里互为主角和配角。这种特殊的人物处理，使它兼有自诉与自省的双重意味。《南音》与《西决》《东霓》明显不同的是，由南音的视觉与感知，洞见了有关爱与恨、正与邪的种种尖锐矛盾与复杂纠葛，越来越沉重的生活，让置身其中的南音等难以辨识，也难以抉择。小人物与小家族、小细节与小故事、小纠葛与小波澜，均得以由小见大、见微知著。而笛安也由这个三部曲的写作，历经一场马拉松式的写作演练，在灵动的感觉与娴熟的文字之外，添加了深邃的目力与强劲的腕力，夯实了自己的底气，显示出自己的大气。

　　颜歌于2012年写出了《段逸兴的一家》，作品以由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触摸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之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事，还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烙印。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转为了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和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但变中又有不变，比如小说的叙事者段逸兴，只在母亲陈安琴的口中被提说过，本人并未出场现身。这种隐身叙述者的运用，显然也是先锋写作的遗风。

　　孙睿的新作《路上父子》延续了他偏于写实的既有风格，以平实的生活细节描述了一对“路上父子”由依赖到疏远、由隔阂到和解的曲婉过程。父子之间需要相互发现，两代之间需要沟通，这样的一个过程，看起来是在相互打量中相互较劲，其实也是在相互较劲中相互成长。作品与其说是子辈针对父辈的独立宣言，不如说是父子两人的真诚对话，两个代际的彼此走近。由此作也可以看出，孙睿不仅现实主义的笔法更为精准了，而且看待生活、揣摩人生的情怀，也更具新一代人的人文内涵。

　　2012年让人眼睛一亮的“80后”作品，还有莫小邪的《何不醉在人间》、祖若蒙的《谁动了我青春》、晶达的《青刺》、吴瑜的《不渝》等。《何不醉在人间》以女主人公何不醉初入职场之后的种种遭际，揭示了当下社会文化生活的缭乱与杂沓，显示了作者在小说写作上的新的可能。祖若蒙的《也许是要飞翔》将校园场景和校外生活相融合，把艺术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深处，使作品具有更为广阔的生活容量。达斡尔族女作者晶达的处女作《青刺》描写中学生的青春成长，叙述文笔也任达不拘，作品读来令人忧心忡忡。吴瑜的《不渝》以单亲的紫箐既寻求性爱又寻求母爱的蹊跷过程，由父母与子女两代人相互牵连的遭际，写出了父母一代的行为对子女一代的深重影响，既触摸到了人生的深处，也触及到人性的痛处。

　　可以看出，回归故事叙述、立足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各施所长，群峰竞秀，已是当代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不约而同的普遍追求。因此，也可以说，在长篇小说这个重要的领域里，中国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嘹亮，也越来越动听。(白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