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长篇小说：个人化叙事与中国化故事

　　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传统与类型、严肃与通俗的两极分化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在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出版登记的长篇作品，就有5300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内地的原创作品也应在4000部左右。而这4000多部的总量，又可分为传统与类型两大部类，而其中更为人们所关注并被看作是体现了文学审美探求的，主要是4000多部中的那些偏于传统文学写作的作品。长篇小说领域的这种明显分野，与文学写作的群体分化、观念分化、阅读分化等密切相关。

　　以个人化的叙事讲述中国化的故事，一直为当代中国作家所孜孜以求，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传媒化的多种因素推导下，越来越走向混合、交互。这种缭乱的场域与喧嚣的背景冲击着文学，也考验着作家，众多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极力追求看取生活与表现感受的独特性，使不同角度的个性化、不同层面的中国化的艺术取向，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创作风尚。以这样的视觉来看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就有可能跳出“丰收”与“歉收”的简单判断，从看似平常与平实之中，发见那些蕴藏于其中的独特叙事与精彩故事。

　　城乡：新变与隐忧

　　在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对城乡交叉地带——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大部分乡村逐渐走向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但在2012年，一些作家还是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写作上坚持探掘，并在立足现实的小说营构与直面现状的文学纪实上，拿出了让人惊喜的作品。前者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佩甫的《生命册》，后者如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

　　《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的家事如何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并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由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的描写，真实揭示了当下城乡社会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态和各个领域的潜在规则与利益。可以说，李雪莲20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的遭际，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平民生态的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基层职能部门看起来冠冕堂皇又井然有序，实际上却少有为民做主的积极作为，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告白，其实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喊，它引发人们的警醒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册》立足于中原文化的腹地，书写主人公“我”从乡村走向城市，却难以脱开乡土的血缘与牵连。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我”辗转着一路走来，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操盘手、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但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却始终与“我”有着粘皮带骨的种种勾连。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难以实现自己微薄的意愿，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人物的命运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更可以见出乡土文明的双面性。

　　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以纪实性写作实现了一次重要突破。作品以深入乡间现场调研的方式，勇敢地触及了当下农村中的自杀现象。在自己深入农村的十日访谈中，既有自杀者悬疑重重的追踪与剖解，又有与相关知情者的对话与互动。人们从中看到的，既有诱发事端的偶然性因素，更有酿成事件的必然氛围——变革的农村在急速前进的同时，带给人们无奈与失望、困顿与疲惫，以及在文化教育、家庭伦理、道德认同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作品带给人们的主要信息或巨大震撼，来自于农村社会文化与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由此，孙慧芬由农民的自杀问题，沿坡讨源地追溯出危及农民生存的根由，并向当下社会发出深切叩问。

　　梁鸿的《梁庄在中国》写了一群远离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拼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外出务工的梁庄人，分布于城市与城镇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对他们的追踪与素描，也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们个人的口述实录自然而然地叙说他们的打工、传销、相亲、做生意、打官司、恋爱等诸般人生与感受，一方面又以叙述者的视角追踪、采访、调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反思精神与终极关怀。可以说，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社会学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描摹出一个村庄中村民的变迁和伤痛，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介入当下社会，发挥能动作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