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短篇小说观察

    社会的宇宙观

    小说意味着关系与交流。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社会是有关系和交流的，小说家就是要找出这种关系和交流，开发好，开掘好关系，表现其或亲或疏，或隐或显，或紧张或舒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个体和整体的交流，可能直接也可能是影响式交流。宇宙观，是站在高处理解事物、人与世界，是普世价值，是为人类确定秩序的一些原则。小说对社会的成功书写可以是极小的局部的书写，但牵一发动全身；小说对社会的书写可以是传达小情怀、小道理、小体验，但一定不能悖离宇宙观，悖离宇宙观的作品不会列入正典。

    吴纯的《驯虎》中，驯兽师和他的妻子、女儿、未出场的情人，构成了种种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他们的关系当然属于社会关系，但更准确的说是伦理关系。如果要考察小说对社会的描摹，则不得不看小说中驯兽师和老虎，驯兽师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和交流。驯兽师和老虎之间的融合与对立，建立在要生存下去的底线。观众的趣味决定驯兽师必须由训练猴子转向训练老虎游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残忍的表演是深受观众喜爱的。这是一个社会化了的暗示。观众喜爱这样的节目仅是猎奇心理作怪吗？他们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人群，他们怎样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出了怎样的社会面貌。驯兽师也是该社会一员，只不过不坐在观众席，而是在驯兽在表演在接受鲜花。小说中驯兽师的女儿，能带给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小说中以正常、日常、合法姿态出现的驯虎、虎游泳表演变得值得质疑。她是一个小女孩，还没有进入成人的社会和世界，所以，她对驯兽师说“残忍”，“老虎不会开心”。这是儿童视角，是通神的，众生平等的普世观。驯兽师以及所有人生活的无奈可以理解，能理解是合着种种道理，普世价值则是根本的大道理。在现实的社会秩序外，显然还有另一个秩序，并且后者更好，那是一个小女孩凭直觉和自性就能说出的。老虎扑向驯兽师，验证了违背宇宙观的秩序，会在某个环节被推倒，小说选择了驯兽师接受掌声和鲜花的时候。

    曹军庆的《有房子的女人》，通过一个被压力异化了的男性，表现了一个价值体系发生紊乱，伦理道德亟待重建，缺乏真正的宽容的社会。小说中的男女主人翁愿意生活在谎言中，他们共同经营的谎言，则恰恰是一个健康的秩序。女主人翁征婚，主动说自己是一个二奶，摆出一副坦诚的姿态，实际却是为了掩饰不为人知的真相。男主人翁一直失业，以应聘的架势对待这桩婚姻，只为将来占有女主人翁的房子。他们相互心知肚明，却不拆穿对方。他们是相互欺骗的关系，也是同谋的关系。当越谈越投契时，警察的闯入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谎言的被拆穿。遮羞布被挑开，虚假的宽容和坦诚让人无法接受——不是因为它们虚假，而是因为被挑明了。他们自欺欺人，实际是为了让自己保留在健康的秩序中。宽容和坦诚，这是这篇小说中隐含着的社会的宇宙观。但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去宽容、坦诚，社会也没有给他们这个大环境。罪后，面临的只有罚，不会有恕，不会得到宽容。罚没有降临，人就只能在阴暗中生活和等待，见不得光。不能道明自己房子来历，高房价、难就业的情况下，男女主人翁的选择必然是违心的。毫无疑问，这篇小说传达了对社会乱象的忧虑，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是一篇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之作。

    杨遥的《都是送给他们的鱼》，将目光投向慈善，投向广阔社会中强势者和弱势者交流的不对等，投向了我们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作品的大致写的是：傻子命儿在村人的施舍下活命，有人送命儿鱼，结果鱼掉入下水道。若干年后，命儿发现隐藏在桥洞下的许多大鱼，他怀着感恩之心，舀干污水准备抓鱼。结果，村人们粗暴地将这些五颜六色的大鱼哄抢一空，没有给他留下哪怕一条。这些在污水中长大的鱼，是否曾代表善意，是否就是村人曾送给他们（傻子们）的鱼？现在的这些鱼，也是命儿本想用来回报他们（村人们）的。假设将小说中的村人们，放在社会大家庭中，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势者。强势者和弱势者一线之隔，全看参照谁而言。命儿的境遇，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变异的鱼，在小说中一方面具有象征意义，指向公众领域，表达对变了味的慈善的批判；另一方面，直指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它像一把利剑高悬在我们头顶，它才是最为强势的真正公敌，不加重视的人和傻子无异。杨遥在这篇小说中写的村子，看以看做社会的缩影。如果寻找他书写社会时的宇宙观坐标，那就是博爱，他想以此确立秩序。

    通过吴纯、曹军庆、杨遥等人的短篇小说，我们发现2012年的短篇小说中存在大量为天地立心，为人立命，书写对社会秩序的探求，从小事入手但视野阔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