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短篇小说观察

    人的永恒困境

    小说中所传达的理智和情感，往往都是我们觉合情合理的。当它们构成矛盾后，就不可调和，人即陷入困境之中。优秀的作家捕捉到这种困境，把它作为人物命运和小说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常常写出精彩、深邃的作品。这些理智和情感以及人无意识的本能，是人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为全人类所共有，我们把它称为“人性”。

    盛可以的短篇小说《1937年的留声机》（《北京文学》2012年第7期），写的是一个遭受日本侵略者施暴的青年女性，然而，这个女性在种种条件的作用下，竟对她的施暴者产生爱意。她的情感违背了理智，爱上了她的仇敌。她的爱人和仇敌是1937年（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日本人。虽然爱仇敌的故事几乎是原型故事（如：爱上仇人的儿子、女儿），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但要让中国读者接纳和信服，作家的写作依旧面临巨大的考验。由于读者会以种族主义观看待自己民族的仇敌，看待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从情感（恨）出发，也难以接受爱（另一种情感）1937年的日本人——毕竟1937年日本法西斯分子对中国人的暴行已经是反人类暴行。小说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让人性大放异彩，但遭致了诸多诘难。因为，小说中女主人翁的困境，甚至读者在接受作品时也遭遇了。爱仇敌，这是原型故事，也是人类情感史中的永恒困境，人类奇异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当下发生过，未来也还会发生。

    二十三岁的女作家吴纯，在一篇题为《驯虎》（《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9期）的短篇小说中，则把目光投向人的生存困境。吴纯天才的表述、锐利的洞察能力，令人惊叹。在小说中，哪怕是陆地上的“万兽之王”，为了吃上一块肉，老虎必须学会游泳。既然如此，生活中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又怎么可以回避这残忍的现实？于是，这个驯兽师必须与虎相伴，冒着危险驯虎游泳。有什么比生存和生活还残忍？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但人们不得不接受。人就被动地处在一种施暴和受虐之中，这困境不会因更加残暴而解体，只会因此升级。最终，驯兽师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老虎从后面扑上来。小说中的驯兽师和老虎，相互融合而又对立。这是无法消弭的困境的隐喻，化解不开。这种隐喻的创造，体现了作家优异的形象塑造能力。

    在情感困境、生存困境之外，也有写身份困境的优秀作品。所谓身份困境，上升至哲学高度则是“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我是谁”。宋尾的短篇小说《他没有自己的名字》（《山花·B版》2012年第11期），写的是一个葡萄牙血统的中国籍司机。他的父亲年轻时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力量，解放后留下来加入中国籍，成为小地方的公务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而他不甘心当省城的长途汽车司机，在移民盛行的年代，这个有海外关系的司机想移民海外，但遭到来自父亲的坚决反对。这个青年在父亲死后找关系甚至花钱才移民到尚未回归的澳门，而且依旧是做司机，然而澳门必然回归祖国怀抱。这篇小说用“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作为标题，既传达旁观者的旁观姿态，也表达一个身份迷失者的困境——他生长在中国，血统是葡萄牙血统，但他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待，无法像父亲一样热爱这个国家也无法和身边的人打成一片，于是，他始终只是一个司机，而且大家连他的名字也记不住，他是一个一生以移动和漂泊为业的人（司机），而且他费尽心机的移民地澳门最终也回归中国。他成了葡萄牙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异乡人。生活中不会有人作“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我是谁”的形而上追问，但潜意识中这些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小说中的这个司机，背叛自己的父亲，在身份问题上陷入困境，失去了人生坐标。身份看起来不重要，但细细一想它是何其重要，失去身份的人，陷入身份困境的人，会处在无尽的纠结中。

    看起来以上小说中人物的困境都是个体的困境，而实际上情爱困境、生存困境、身份困境等，是人类的永恒困境。历来优秀作家对永恒的表现对象感兴趣，他们以精湛的技艺表现人的情感与理智，找到人的永恒困境，也使来一代代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同身受。有人会说这些永恒的困境已经很旧了，那是他们没有看出，困境每次出现在具体的某人物内心都将簇新，认困境上升至永恒，常是由那些觊觎和垂涎哲学高度、不倦地发掘人性奥秘的书写者来完成。

    2012年，可以在盛可以、吴纯、宋尾等众多作家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以人为本，忠实人性，贴着情感，写出人类困境在不同境况下反复出现，永恒存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