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诞生记

　　83岁的人民代表

　　在与会的四百多名代表中，有一位老先生非常引人注目。

　　他就是彭真开幕词中特别提到的那位“83岁高龄的地方耆宿”——潘龄皋。

　　这位老人本是旧时代的官僚，此次是作为地方耆宿被邀请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耆宿，一般指高龄且德高望重者，用这个词语来形容潘龄皋恰如其分。

　　他14岁中秀才，27岁中举人，37岁中进士，曾先后在甘肃任知县、知州、知府。在甘肃省省长任上，因痛恨官场腐败，干了不到一年便辞职回乡。后移居天津、北平，以赋诗、写字为乐，鬻书自给。

　　他是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日本侵华时期，逼他出任河北伪省长，他誓死不从。被日寇逮捕入狱后，他竟穿戴好寿衣寿帽，誓不生还。北平解放时，他竭力说服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协议。毛泽东同志对潘龄皋十分尊重，解放后亲自签署命令，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参议，还请他出席国庆大典天安门城楼观礼，与中央首长一起饮酒赋诗。

　　他还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民国时候，书法界有 “南谭北潘”之说，“南谭”是谭延闿，“北潘”就是潘龄皋。他的书法非常有特点：形俊而神足，外柔而内刚，娇美而不俗媚，神气十足又不外露锋芒。郭沫若曾经在中央会议上散发他的字帖，任弼时还曾临摹过他的《木兰辞》。

　　有生之年能目睹新中国的成立，让这位耄耋老人激动不已。

　　因此，在被特别邀请为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潘龄皋不顾高龄，连续三天参会。

　　在闭幕会上，作为代表致闭幕词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出肺腑之言：

　　“我现在参加了这个人民代表会议，开了三天会了，虽然年龄大了，可是我仍然天天到会。因为这个会是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是老百姓的代表说话的地方，我应当来参加。在这三天大会中，我的感想是我们真正到了大同盛世……

　　市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委员，现在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们能够选举政府，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里说话，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老百姓能够选出政府来替我们自己办事，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一百多年来奋斗流血所要争取的目标。这个目标，在辛亥革命没有达到，在北伐战争没有达到，在抗日战争也没有达到，现在达到了！”

　　全场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言为心声。潘龄皋老人的这番由衷感叹，代表广大市民道出了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

　　新首都的“当家人”

　　这次会上新当选的市长聂荣臻，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厚道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

　　1949年9月8日，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在两个月后的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聂荣臻正式当选。

　　其实，早在当选市长前，聂荣臻就为北平的顺利接管做了很多工作。

　　北平入城式后，平津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聂荣臻兼任司令员。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大城市，这里集结了各种反动残余势力，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北平群众形容那时的北平有“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聂荣臻指挥卫戍部队、公安部门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收容散兵游勇，打击敌特，组织纠察队，发动人民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49年6月，平津两地共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旧北平时期隐藏下来的万余名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除逮捕了一批和有极少数潜逃外，大部分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自首。经过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时，北平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

　　除了北京市的“大家长”，聂荣臻还承担着更重要的职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实际主持总参谋部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头绪繁多，实难兼顾。

　　1951年初，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聂荣臻向中央提出，辞去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特殊时期的一年半，是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年半。

　　当选为副市长的张友渔，是叶剑英推荐的。因原副市长徐冰生病，叶剑英便推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熟悉北平情况的张友渔继任。

　　其实，张友渔本来是要担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后临时调北平任职。个中缘由和细节，他自己曾有过详尽的回忆：

　　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是因为我对北平比天津更熟悉，我同北平各阶层的关系比天津更多。调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同薄一波同志、叶剑英同志一道，在后圆恩寺华北局的会议室里对我谈的。关于这次谈话，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1949年，大约4月末5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时华北局在地安门外后圆恩寺胡同的一所院内，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都住在西山。为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恩来同志特从西山来到华北局。当我被叫到会议室时，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薄一波同志已经在那里。恩来同志首先简要地讲了北平市工作的重要性，说因为我曾在北平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北平的情况很熟悉，所以要我到北平市工作，希望我把工作做好。在这以前，薄一波同志已经就这个问题跟我打过招呼。我这个人一向对党分配工作绝对接受，没有讲过条件，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恩来同志讲话后，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但不一定能做好，努力去做就是了。

　　记得叶剑英同志插话说：“你是党内工作的强者，党外工作还要下番功夫！”叶剑英同志的话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

　　后来，张友渔作为负责常务的副市长，市政府的具体工作基本都由他负责处理，一直到1958年12月调离此职。

　　另一位副市长吴晗，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党外人士。他的老战友张文松曾将他描述为：长着一副“圆圆的面孔，团团如富家翁的矮胖身材”，“是个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人”。

　　当时，他本人并未到会，正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纪念活动的途中。

　　《吴晗画传》中记录了他得知自己当选副市长后的态度变化。

　　在一列驶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播音室正播出当日的新闻：“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本人坐在软席车厢里。他应苏联邀请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这一消息使他震惊，他不愿当官，早就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从事明史研究；同时，他也觉得副市长的责任太重，自己可能担当不了。所以，他听了广播之后，就立即打电报给周总理，希望不要让他当副市长，他“要求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回国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吴晗谈了一整夜。周总理强调，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在巩固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还有更多、更困难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感动了吴晗，也使吴晗认识到，如果革命者都功成身退，怎能对得起为争取新中国流血牺牲的千百万中华优秀儿女呢？怎么对得起闻一多、李公朴呢？吴晗愉快地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

　　在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期间，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吴晗了解到由于学生增加，北京的师资力量大为缺乏，水平参差不齐，于是他积极主张在北京成立一所师范学院。师院于1955年10月正式建成，就是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

　　在市府委员中，梁思成的当选，被《大公报》报道为“舆论普遍认为新政府要对教育和建设事业下大力气了”。另外，严镜清代表医药界，翁独健代表高等教育界，韩诵裳代表工商界，徐楚波代表中小学教育界。作为新中国新首都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这个班子备受瞩目，肩负着北京市民的众多期待。

　　这届新政府，也未辜负全市人民的信任，漂亮地打响了上任后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