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封沈从文写给巴金的信
1972年，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随着形势的紧张，连老朋友见面的气氛都很凝重，1965年7月，“文革”前巴金最后一次去沈家：
是在晚上，天气热，房里没有灯光，砖地上铺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从文说：“三姐生病，我们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会，不知怎样我们两个讲话都没有劲头，不多久我就告辞走了。当时我绝没想到不出一年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头上那把利剑，正在缓缓地往下坠。（《怀念从文》）
但是，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被改造，那就是他和巴金的友情。当巴金茫然地得不到沈从文消息的时候，沈从文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巴金一家的消息。1969年11月10日他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今凌宏来看看我，帮洗了件衣。带一航院陈女同学来，女孩子父亲，是上海统战部的，和蕴珍住处近，且较熟，得知家还维持，书未散失。”1971年5月23日致沈虎雏信上说：“据窦祖麟女儿说，巴老伯至今还在‘写检’，可不知为什么老没完了。”言辞中充满关心。1971年6月24日，他获知巴金的处境有所改善：“关于××（暗指巴金——原整理者注）事极应知道。近来可能不那么为难了。听人说，书房还好好保存，没有动。”1972年4月7日致窦达因信上，他开始试图恢复联系，“巴先生处，见他时，代问好。简单告诉他我们情形就成了。说一切都很好，不必给信看。并希望知道他的爱人和二孩子情形。如在上海，盼知道住处（陈蕴珍住处），我会给她去个信。”
于是，便有了巴金讲述的故事：
六年过去了。我在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里学习和劳动，在那里劳动的有好几个单位的干部，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有一次我给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分会旧址学习，我刚刚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位年轻姑娘走进来，问我是不是某人，她是从文家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处。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我在干校见过。从文一家平安，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连”，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遵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到，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怀念从文》）
1974年1月1日“你还在译书，精神情绪挺好，我们既放心，又高兴”
从干校回到北京，沈从文在热情如火地谈他的工作计划，谈内心中使不完的干劲，似乎全然没有顾及到房子问题。像鱼儿回到了水中，沈从文要抓住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有一个个大小计划，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倘若有人来跟他讨教文物知识，更是点燃他心中的热火。一时间，小小的屋子挤满了来请教的人，一来人，张兆和就得躲到临时搭建的小厨房中。这边，沈从文讲得兴高采烈，一时半会儿刹不住车；那边，张兆和如同蹲禁闭。芾甘：
张梅溪回来，说曾到过你家中探望事，得略知近来情形，精神情绪都相当好。十分放心！社会变动大，人事代谢多，有不少事，种种情形实在过于复杂，我们始终难于理解，必不可免。……我们对世事，可说极端无知，对政治更少知识，居然在如此如彼变化万千过程中，还能比较平安的过了廿多年，应当说是十分幸运，所以能将有限余生，为国家好好认真作几年事情，也就十分难得！能打起精神，在学习“为人民服务”要求下，尽可能集中精力，把手边工作，尽力作去，或许还可望真正作出点滴成绩，有益于后来人。比过去若干年来的“活动”“热闹”，还有意义。因为听梅溪说，你还在译书，精神情绪挺好，我们既放心，又高兴。近十年来，在自然限制和社会变动下，大多数熟人，都已过世。我们还能用工作“为人民服务”，就真是极其难得的幸运！
……大致由于体力好转，心情朗畅，廿年在午门楼上作说明员整整十年（入冬经常在零下廿度以下，也正是大多熟人，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受尽友好国家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款待，日子过得十分热闹辉煌那十年），不仅向陈列柜中文物一一学习，同时也仔细认真向来参观的工农兵——特别是搞陶瓷、丝绸、雕牙、刻玉等等一系列老师傅学习。弄明白他们正在生产什么，什么在外贸上有出路，什么在制作上还不过关。……因此，十年学习所得，常识积累，更深一层明白如何“为人民服务”，才有更好的效果。这时候便把所学配合上了全国新工艺各方面需要，尽职的机会就格外多了！所以生活还像依旧乱糟糟的，家中人至今还得分住两处，可是工作却又有更多的机会来着手了。文化革命前，即曾得到上面点头，拟进行（已在进行了一部分）的《中国服装资料》，十年前完成了个试点本，即用图近一千左右，作说明约廿五万字。如能照原计划继续作去，还将有同样九大本可编；此外又还为军事博物馆有关兵器应用和人马装备、作战方式搞了个资料，用图像也约有六百左右。另又为音乐研究所搞了份历代乐舞的演出资料，也将有四五百图可用。还搞了个家具发展史资料，也约有六百个图可用。兼搞了个历代杂技的演出，也将有二百种图可引用。还搞了个狮子舞演出史资料，灯的发展资料，扇子的发展资料，玻璃发展资料，金银错发展资料，陶瓷艺术加工发展资料。至于协助全国工艺院校编的丝绸、漆器……等等专题教材，十年前即在试教，也还得为增加近年新出以万数计的新材料，许多朋友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大都或多或少有了点发言权。即兆和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学懂了它，此外自然更难明白这个学习过程了。事实可十分简单，完全彻底用个“普通一兵”的态度，孤立的边打边学，进行搞调查研究，勤能补拙，接触的各种材料动不动以万计，久而又久，毫不动摇，因此便把些文物研究中的缺门，一个一个的拿了下来。凡事心中有底，就只待有无帮手，一有得用帮手，就可一一来进行完成了。若在此后三五年内，不至于因意外事故而报废，所得结果，或许将远比过去搞习作得用些，对国家也有用得多！今年已及七十近二，一切新的工作，还充满了“童心”和“信心”来接受。也可说不虚生这下半世！事实上搞的陶瓷知识，在五×年第一次烧造“建国瓷”时，采用的就是我试提的两种花样。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可是至今就还不让家中知道！因为事情太小！
……我们住处的东堂子中间那个房子，檐下也增加了一堵约五尺高砖墙，檐下支出个约四尺宽新罩棚，大致到明年夏季，不用担心煤块淋雨，炉子也不会被猛雨弄熄，在檐下炒菜烧饭，肩背受烈日晒炙，比较稍少一些些，遇大雨来时，也不用打伞升炉子了。也可算得近廿年住处的“新建设”，十分难得，也十分有趣！迎面首长都总说“人太多了，房子问题不好解决”。相当幽默的应付过去了。我无所谓。兆和略感难堪，担心我忽然一早死去。我估计到，决不会什么忽然死去，因为可做事还够多！毓棠数月前曾一见，只略老些些，在注廿四史之一种。闻入冬即疾喘，身体也较差些。
并候家中大小安好！
从文
十二月九日，一月一号
1984年2月9日“谢谢你在病中寄来的信和剪报，令我深深感动，从文看后哭了”
巴金：
得信，知病有好转，极欣喜。我因去年四月得脑血栓病左半身瘫痪，住院二月，即返回住处。近似大有好转，一星期按摩三次，吃广东人参再造丸，及南京出大活络丹，已能下床由小龙小虎扶着在住处屋中走到吃饭处，单独走动，看来还需过一二月。兆和身体还好，小龙小虎和他们爱人都在北京工业机构工作，小虎一女儿已考入北大社会系，读书。我左手失灵右手还得用，十个月来却是第一次写这个信，潦草处见意而已，想能原谅。北京今年久旱，因已快一年未下楼，感觉不到窗外在零下十二度是何情形。身体真正转机，想一切得看三月春来以后。希望彼此保重，并祝府中长幼安好。
从文二月九日巴金兄：谢谢你在病中寄来的信和剪报，令我深深感动，从文看后哭了。我们万分珍重你的友情，希望你保重，今年能够见面。
兆和1985年3月，巴金最后一次北京之行，潜意识中或许就有告别的意思，看望沈从文是此行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当月28日，在北京春天的大风中，巴金来到崇文门西大街沈从文的新家。再也没有头上的包袱了，然而却不能像1974年那样畅快地交谈了，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去辩论了。
只有巴金后来的回忆可以说明他那一刻的心情：“几年不见他，有一肚皮的话要说……但是望着病人的浮肿的脸，坐在堆满书的小房间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
摘自《收获》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