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观”的现代性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观”的

　　多元性与审美演变

　　无论是周作人的“新文学观”，还是茅盾、郑振铎的“新文学观”，仔细分析之后，都会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一是这些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新文学观”是分层次的、多元化的文学观；二是一些作家的“新文学观”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文学观，即“对于各个时代各派别的文学，原应该平等看待，各各还他一个本来的位置”，不同类型的文学理应是平等相待的，不应分为三六九等。在郑振铎看来，文学有“纯正的文学”，也有“传道的文学”和“愉快的文学”，它们的区别在于情感真挚性、自然性程度的差异。从总体上看，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观”可归纳为三种类型：本体性文学观、为人生的文学观、底层的文学观。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思考者而言，以艺术为究极、以自然真挚为追求的本体性文学观是一种理想的文学观、终极性的文学观；以切近现实人生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选择为之的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益于“现今中国”的文学观，是一种现实型的文学观；而“底层文学观”则是依据现实中国局势的新情况而做出的“新文学观”的“新演变”、新形态，是一种权变性的文学观。

　　事实上，这种多元化、分层次的“新文学观”有时同时出现在文学研究会的精神观念中，如郑振铎和茅盾等人。郑振铎一方面在倡导自然、真挚的、“纯正的文学”的同时，也在呼唤着“血和泪的文学”：“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面对“武昌的枪声、孝感车站的客车上的枪孔、新华门外的血迹……”这种血与泪的现实和灵魂的拷问，西谛所认同的只能是“新文学观”的新形态——“血和泪的文学”。无独有偶，同时期的耿济之、茅盾相继发出了“革命文学”、“底层文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召唤。这一方面说明文学研究会对“新文学观”的多元化认知，也呈现了中国文学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纯文学到人生的文学、从个人文学到民族国家文学的乡土中国现代转型期的多样化形态、多样化需求和多样化选择。

　　文学，毫无疑问，是艺术的、个人的、自然的、真挚情感的；每一个人是有时代、民族、阶级和国别的，因而，文学又是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国家的。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悖论和审美纠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无可忽视的、巨大的“力之美”的根源所在。文学、艺术、人生、阶级、民族、国家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独异的乡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且，这种审美纠结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之中，在新中国前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底层叙述中或隐或现。

　　新世纪中国文学向何处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或许没有一种文学观能够阐释全部的文学，文学或许需要一种多元化、多类型的文学观。站在新世纪文学的新起点上，重新思考和追问文学观，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未完成的、“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来自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观”，因其现代性特质，足以让今天的“文艺研究者”深思。(张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