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观”的现代性

　　郑振铎与现代性“新文学观”的建构

　　在文学研究会众多关于“新文学观”的论文中，西谛(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是最需要注意的一篇，也是文辞最优美、最有文学性的一篇。“现在要以极简单的几句话，研究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新文学观的建设问题。”西谛开门见山提出论述的主旨，在第二段以郑重、严肃的口吻和极洗练的语言论述其重要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与周作人从西方文学理念来思考不同的是，西谛是从中国传统文学观来探讨中国“新文学观”的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人的传说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一派则与之极端相反。他们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在民国以来“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西谛分析了传统文学观的现代变迁，并坚定认为这两种旧文学观无论怎样演变，但是“其所执持之观念之必须打破，则为毫无疑义的”。他说：“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绝不是以娱乐为目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之上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价值，就在于通人类感情之邮。诗人把他的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再明显地说来，便是：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西谛的“新文学观”已经跳出了周作人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纠缠，而在更高的、更本体的意义上，提出了“新文学观”的自足性存在——“文学就是文学”，既不为娱乐而为，也不为教训所为，无所为而为。

　　难道文学不具有娱乐与宣传的功能和价值吗？针对可能的疑问，西谛认为，“自然，愉快的文学，描写自然的文学，与一切文学的美，都足以使读者生愉快之感。但在作者的最初目的，但决不是如此。……严格说来，则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可以说他不是文学。因为他不是由作者的情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是故意做作的。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在文学的宣传方面，西谛认为，“自然，文学中也含有哲理，有时也带有教训主义，或宣传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决不是文学的原始的目的。……因为文学是人的情绪流泄在纸上的，是人的自然的歌潮与哭声。自然而发的歌潮与哭声决没有带传道的作用的，优美的传道文学可以算是文学，决不是文学的全部。大部分的文学，纯正的文学，却是诗神的歌声，是孩童的，匹夫匹妇的哭声，是潺潺的人生之河的水声。”西谛不仅有力分析了文学的最初、最根本的目的，而且指出文学的发生机制和内在核心要素，认为文学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情感的流露。从某种意义而言，西谛的“新文学观”已经基本接近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纯文学观”。事实上，西谛已经提出了“纯正的文学”观点了。

　　正是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西谛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新文学观”：“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他的“新文学观”对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审美本体进行了区分，在一定意义上划清了新文学与旧文学、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界限、区别与距离，真正在哲学本体性层面确立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新文学观”，其意义和价值是无比深远的。正如西谛所言，“这种新文学观的建立，便是新文学的建立的先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