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福金：作家的大小在于心的大小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是“介乎婴儿与花朵间”（朱苏进语）的微笑，纯净，透明，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如沐春风。

　　但是当他拿起黑白棋子，棋风凛冽，“有的杀便杀”，与平时的表现判若两人。

　　说到这里，文学界和棋坛的人便明白了，他是“文学界的围棋高手，围棋界的文学天才”，他是储福金。

　　当然，对储福金的认识若仅止于此，就显得狭隘偏颇。“年轻时／我第一次射箭／我把箭射出去／射中了一只飞翔着的鸟／鸟旋舞在半空／落在我的脚边／扇动着美丽的翅膀／于是／我把箭射向虚空／用第三支箭去追逐第二支箭尾／我射了一支又一支箭／箭在空中形成了一道不规则的弧线……”去南斯拉夫参加第３８届贝尔格莱德国际笔会时，向来擅长古体诗词的储福金朗诵了自己唯一的一首现代诗。或者，可以理解为那些射出的箭便是他掷向文坛的一篇篇小说，貌似绵柔细腻，却敏捷尖锐，充满阳刚的力量。

　　早年的创作，储福金的名字与女性小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石门二柳》开始，《金野》《花野》以及“紫楼”系列中，或以色彩斑斓的《红墙》《黄表》《绿井》，或以节奏鲜明的《彩》、《苔》、《怆》……，在变幻莫测的形式中，储福金像个高明的导演，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女性在人生的“紫楼”上演一幕幕悲喜剧，而他，则在一张“发黄的表格”上记录紫楼的往来客，记录时代的繁华与没落。

　　中国文学种种流行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随波逐流或许就被关注，我行我素可能会被淹没。在试图摆脱外在影响的反思后，储福金在“棋语”系列和《黑白》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我的所在。儒释道、哲学、绘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巧妙地与西方经典的借鉴不露痕迹地融汇一体，成功地转化为独立的审美体验，所有的人物或者围棋只是媒介，他探讨的是人的内心与这个世界的矛盾。

　　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储福金在文坛特立独行三十余年。在文学创作的世界中，他不断地探索，寻找真正的自我。这种有些固执和寂寞的思考也许使他不能够成为备受瞩目的写手，却使他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作家。

　　读书报：在20世纪80年代末，您意识到创作独立性的可贵，不能人云亦云。那么，促使您有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储福金：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喜欢看西方的经典作品，也写过荒诞剧，写过话剧，但是大家都不欣赏。当时地区创作室主任看出来我的作品像莎剧，那时我确实把莎士比亚全本都看完了。不论是写剧本还是写小说，从开始写作时我就想创新，想与众不同。但是不可能不受外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是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二是受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我在写女性小说的时候，还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

　　我有创新的意识比较早，但是否完全表现了自我，是否真正把西方经典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就像我写的荒诞剧中的情节：一个盒子里永远拉不完的纸头一样，一直在追寻中。

　　读书报：您当年写的荒诞剧，如果拿到80年代发表，可能算得是最早的先锋派吧？那段时期的练笔，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储福金：当时我只能写给自己看，写完放在那里，后来搬家就搬丢了。中国的先锋小说，拓宽了中国文学原有的领域，对文学思考和文学价值都有很好的贡献，但是最大的弱点在于不先锋性。先锋性是西方的，中国所谓的先锋性是跟着西方学习。每个人走在自己最独特的路上，你的前面没有人，你就是先锋。一旦有明确的创作道路，就没有探索了。文学的不确定性是文学的诱惑，也是文学的魅力。作家也老是为此烦恼，也因此世界文学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才有适合各种读者的文学作品。我那时就意识到作家应该走在自己的路上。

　　读书报：您早期创作的小说《红花》发表在1978年的《安徽文艺》上，这也是一部伤痕小说。那个时期的创作，有没有受到文学潮流的影响？

　　储福金：伤痕文学流行的时候我发表了《红花》，后来也写过改革文学……中国文学所经历的先锋文学、伤痕文学、新写实小说等阶段，我不认为毫无意义，这些潮流其实表现了各个时期文学本体的东西，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寻根，这些存在都是有合理性的，写伤痕，照样能写出人类的困境，能写出深刻、伟大的作品，关键是每个作家都应该回过头来，表达个性的创作。

　　很多时候，一个作家冒出来是因为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文学生态不利于文学发展。当作家有一定影响后再回头搞自己的东西，会发现共性的存在已经化为血液渗透在创作中，形成了惯性。所以，我们创作的人很多，独特的、产生影响的作家不多。

　　读书报：您从5岁开始下象棋，很小就得过上海区里的少儿冠军。但是写作都是关于围棋。为什么？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