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为让更多人喜欢

　　谈诗歌教育

　　如果读诗是为考试那就太功利了

　　南方日报：高考作文能不能写诗，议论了许多年，您有何看法？

　　于丹：我并不认为高考限制写诗这件事情是限制诗意。写诗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目前还不能用它要求大多数的考生。高考可能更多地考察学生对社会的评价能力，而议论文确实不适合写诗，写诗大量用到意向，意向大部分是用来抒情的，是人在情感之中，诗心一念所生发出来的灵感，显然评价食品安全就不适合写诗。

　　我不认为今天学诗是为了语文能得高分，其实诗是我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人和人之间，我们总有太多的话不能说，比如黄庭坚写同学多年阔别后突然聚首时的两句话：“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人生的况味在这一刻都说清楚了，比我们百转千回，表达不出来要好。

　　说人生况味，还得说蒋捷。蒋捷的《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种少年轻狂，少年欢娱，浓情蜜爱，攘攘红尘，哪里能听到雨中的沧桑？到中年变成了“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又是何等沧桑落寞，一个人中年面对落寞的人世、沧桑坎坷，听雨是什么况味？到了晚年，“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个时候也无风雨也无晴地不关于心，人生穿越之后的那种淡然，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人生就三个阶段，听雨声，听尽人生况味，这是一种表达，我们今天还会这样地表达吗？所以诗意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如果今天读诗是为了考试，那就把自己的生命弄得太功利了。

　　谈文化现象

　　我们不能一谈文化就是阳春白雪

　　南方日报：中国人现在的文化生活出了什么问题吗？如今，越来越快速的经济发展，却带给中国人生存越来越强烈的焦虑感。

　　于丹：我在大学里每周一开的课是新闻传媒。另外，我还讲中国文化。我认为这恰恰是生活的两个系统。新闻要关注现实，问责制度，我们不仅要消费新闻的碎片、关注社会表象，更要凝聚起这些变化的现象，去完善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保底的，它确保了每一个公民的安全与公平。但在另一个层面我讲文化，文化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它是用来提升我们内心幸福感的。

　　每一个公民都生活在两个体系之内，但最低不能低于制度的保障；高处，可以靠道德伦理和文化去提升内心的幸福感。我负责任地说，缓解焦虑这件事情，首要应该去完善社会制度，而不是说认为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如此热爱文化，但我仍然认为，今天文化的功能有时候被过分放大了。文化不是弥补制度缺失的代言，它应该促使更好的制度出台。

　　我一来广东，就想起去年佛山出现的小悦悦事件，这件事几乎让所有中国人内心承受的道德底线探底了。而今年，很多事件都在反弹了，所以我坚信这不是我们社会的常态。我对人性一直抱有一种温暖的信任。对于各种社会事件，我一直教我的学生们要从三个层面上分析。从新闻着眼，从制度入手，最后回归到文化心理。我们的眼睛、手和心，构成了我们对中国当下的承诺。我一直认为，今天的大学生这代人，应该是有承诺的知识分子。

　　南方日报：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杜甫很忙”，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于丹：这是一种文化碎片化的现象，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杜甫的忙碌？我们今天让杜甫很忙，实际上我们理解杜甫吗？难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名字吗？

　　杜甫其实是一个俸儒守官的人，他自己没有做过太高的官员，实际上他一辈子只不过是衷肠情热，对这个国家的忧患从来没有放下过。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他这么忙的时候，小儿子活活饿死在老家福州，他顾不上妻小。他做官以后，因为谏言营救丞相房琯被贬官，差点丢了性命。就像杜甫说自己，“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他就是一个迂腐的儒生，他也有乾坤。

　　在乱世之中，我能想象他如何登上白帝城的最高楼，以他的老病之躯在天地之间发问，“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这个感叹世事沧桑、血泪迸发质问苍空的老人，才是我心中的杜甫。

　　南方日报：最近网上《舌尖上的中国》点击率很高，您怎么看？

　　于丹：《舌尖上的中国》是非常好的纪录片。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应该回到感性去认知中国，只要能了解中国文化，我认为用什么方式都是好的。

　　被点击频率如此之高，因为这是最感性地触摸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们不能一谈文化就是阳春白雪，不能说我谈诗歌就说这个片子我不了解。我喜欢这些东西。以感性的方式触摸中国文化，我们的心才会更加诗意飞扬。这一切，都不对立。

　　我想说我的观点，我们对文化要抱有深情，首先我们是蓬勃而充满热情的生命。我们不要矜持到近乎冷漠，不要典雅到近乎矫情，就是什么事情不屑。什么事情都有雅俗之分，我认为，文化就是“文而化之”，只要活着化入生命，生生不息的形态都是好文化。所以，对一份好文化，要以身体之，以血验之，要有澎湃的生命热情去感受它。我们要打破文化的矜持与冷漠。（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