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的《羊债》则写了最底层的官场故事，即村官和村民的故事。村子里老实巴交的光棍汉麻叔精心饲养的羊数次被村委“借用”来招待县里来的领导，却都迟迟拿不到卖羊款。麻叔去找村长要钱，都被强势的村长灰溜溜地骂了回去。在同村人的怂恿、激发之下，麻叔也尝试着走上访维权之路，先是到镇长那里告了村长一状。正当他准备再告到县里时，村里的妇联主任及时有效地阻止了他。她的制胜法宝是为麻叔介绍一个媳妇。不过，让妇联主任没有想到的是，麻叔的这个媳妇是个厉害角色，她十分精明地让麻叔去找真正能镇得住村长的三爷出面，最终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当然，这里所写的村官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员，他们同样是乡土社会中的一分子，必须接受乡村传统秩序的规约。小说最后通过赵家老家长三爷来解决问题，正体现了这种规约的力量。

    赵光鸣的《红海》讲述的是一个西部乡村的故事，尽管小说中也出现了家族纷争、械斗等乡土社会的传统叙事元素，但作者的叙述重点并不在此，而是放在对主人公三番的心路历程的细致刻画上。小说的故事正是围绕着这个软弱窝囊的外姓人的遭遇展开的。作品的结构颇见匠心：前半部分表现了三番在村子里的种种不适感。他不仅与死对头祁家人格格不入，甚至和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心存芥蒂。但这种郁结于心的巨大焦虑在作品的下半部分得以逐步解除：先是祁家老大、村长积斗酒后吐露的一片真言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后来在三番老母亲的葬礼上，三番更是和全村的所有人和解了。总体而言，这篇小说并不以情节的跌宕起伏取胜，却体现出一种浓重的抒情意味，如这样的语言：“这时候满天红霞就像红柳花一样红，大荒滩和村子都被染红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红海。红得无边无际，远处的天山也是红的，像岛屿一样横亘在红海上面。最好看的还是太阳，又大又圆，像个大红车轮……”显然为整部作品奠定了一种诗意的氛围。

    底层叙事是当前文艺理论界常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底层生活往往是反映时代特征的最有力部分，因此成为作家的关注重点。王昕朋的《红夹克》显然可以看作是底层叙事的一种尝试。小说写的是一个活跃于北京城北一带的乞讨者群体的隐秘生活。这样的题材本身有较大的想象空间，但处理起来也有较大的难度。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对这个神秘群体的生活的猎奇式的揭示，而是着重叙述了小马和小红之间发生的卑微而又真挚的爱情故事，为这个灰暗的群体注入了几分暖色，也以此提升了这一题材的艺术空间和审美价值。

    而魏微的《胡文青传》的题材和主题两个方面都颇值得推敲。从“文革”到当下，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造反派到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佛教徒，主人公胡文青身上所折射的时代变迁令人嘘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隐藏着另一个主角，那就是复杂的人性。作者在小说结尾发出这样的质问：“胡文青看不见他们的脸，听不见他们的抱怨、吼叫，知道他们是活在今天；他的眼睛突然掠过了眼前的景象，回到了四十年前……心里想着，今天的这些人，若是活在四十年前，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变脸、变成什么样的人？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哭泣？谁会仰天长啸？谁会变得狰狞，以至于他们自己竟不自知。”这样的质询可谓振聋发聩，准确地击中了这个时代的软肋和人性深处的幽暗。

    如果说上述几位作者的叙述更侧重于“真实性”的呈现，那么，本期选刊的另外一些作者则似乎更倾心于某种“假定性”情境的经营。这里所谓的“假定性”，指的是对现实的一种变形或变异的处理。孙频的《隐形的女人》在这方面就颇具代表性。这篇小说的故事充满种种玄机：急于成婚的大龄女博士向琳和外科医生李湛云在后者家中的首次约会，就让敏感的她嗅到了另一个女人若隐若现的气息。后来随着约会次数的增加，这种感觉也不断地得到一些新线索的证实。到了第七次约会，向琳终于在李湛云卧室的衣柜里发现了那个隐形的女人郑小茉。不过，对于郑小茉的现身，作者无意去夸大这个情节的惊悚效应，而是先后通过李湛云和郑小茉的大篇幅叙述，来还原郑小茉的完整的情感历程。最后，向琳跟郑小茉成了朋友，并且陪她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向琳和郑小茉是一体两面的组合，她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女性丰富、复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