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14日刊登教育研究者、作家海外华人江学勤的《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一文，文章记述了作者留学耶鲁期间的经历与见闻，以及对中西方教育的思考，文章摘编如下：

　　有多少学生既是清华毕业又是北大毕业？中国哪所小学的树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天吃掉的苹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辉学校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新教师工作坊，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老师们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逻辑推理来组织、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习惯了答案就在手边的老师们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折腾了30分钟，他们感到不解和疲惫。

　　“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一位老师问我。我回答称：“我在耶鲁呆了四年学习如何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12月，我发表了一篇名为《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的文章，里面写道，耶鲁大学的教育没有使我做好离开学校后应对生活的准备，因为它教我重视分析智能而非情绪智能，重视成功而非幸福，重视成就而非朋友。虽然我仍然相信事实如此，但现在我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远够不上全面。

　　事后看来，耶鲁的确教过我如何思考、学习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们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变得有创意。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经专业学校的培训，靠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电影人和现在的教育家。这些能力作为整体，构成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它们也指明了中国要如何促进创造力的提升，海外的中国学子要如何学习美式创新，并把其带回国。

　　要厘清两件事情：首先，中国学生未必要在耶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西方有许多优秀的学校致力于传授求知欲、渊博的学问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第二，进入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学校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人文教育，成败在于学生自己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

　　然后是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力地把它们传授给中国的老师：首先，耶鲁的“细读”技巧教会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判性思维）；其次，耶鲁大学的课程教会我如何提问、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假设，然后如何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对它们进行优化（元学习）；第三，耶鲁的文化教会我值得过的生活必须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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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毕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