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悉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新突破，开拓了中国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让世界刮目相看。通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正确义利观等外交理念，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大外交活动，中国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当今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大棋局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命运与共。

　　刘洪（特约主持人 新华社《环球》杂志副总编辑）：大家好，我是刘洪。这里是国家行政学院和新华网联合策划的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不断适应世界、影响世界，营造自身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关乎中国的未来，关乎13亿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期探讨的主题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我们请来了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欢迎两位！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嘉宾由左到右依次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和特约主持人刘洪。新华网发

　　【嘉宾介绍】

　　于洪君，1954年生，吉林人，资深外交官，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俄罗斯和东欧问题专家。1989年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秘。2005年至2010年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2010年12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副会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周边环境、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中东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是著名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和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300余篇，连续多年组织编纂《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这一国内顶级安全分析报告。

　　刘洪：我们第一个问题就从“韬光养晦”说起。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

　　于洪君（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应该说不仅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思考，国际社会也在认真研究。研究中国外交，研究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历程，必然要研究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89年的时候，东欧巨变，苏联风雨飘摇，但是邓小平同志登高望远、高瞻远瞩，他说世界大得很，矛盾多得很，不要把国际形势看的多么漆黑，对我们多么不利，他那个时候提出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这一连串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他多年国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中国面临新挑战提出的新对策，这个思路指导我们对外关系十多年，成为80年代末乃至整个90年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方针。应该说，遵循这个方针，我们中国人赢了，撕裂了西方搞的封锁中国的统一战线，沿着我们既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大步前行。

　　刘洪：高院长，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们考量的基本点是什么？

　　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是一个基点发生了变化。我们提出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时，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当时改革开放刚搞了几年，中国内外还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尽管后来加了几个字，刚才提到的，“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但基本内容还是没有变，是属于那个阶段的。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嘉宾由左到右依次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和特约主持人刘洪。新华网发

　　刘洪：对，时代在不断地变化演进。

　　于洪君：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大家看到，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甚至也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原来的想象。这个时候，中国的外交如何谋划？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提出了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样一个新构想。

　　刘洪：于部长，我听明白了，关键词就是力量对比，我想也是高院长所说的基点产生了变化吧。

　　高祖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们第二个新的基点。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以新的姿态、新的实力，改变着我们的国际处境。在这个时候，再来看我们的内外环境和自身角色定位，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基点，我们才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理念。

　　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针是什么，而且用这个概念浓缩了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其内涵是很丰富的。在这个概念下，有一系列的理念。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对外战略都可以放到这个内涵下逐一展开和诠释，它让我们找到了一面提纲挈领的旗帜。立起这面旗子，中国未来发展起来，外交就有了一个总的牵引。

　　于洪君：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多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国际关系，牵动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就像刚才你说的，不只是影响到我们13亿人的福祉，也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了。

　　刘洪：是的，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怎么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的这些新理念和新突破？

　　于洪君：应该说，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个定位到现在没有改变。这个定位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国自身的实力，基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我想它是理性的、科学的，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

　　首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判断。从发展水平来说，尽管中国2010年在经济上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质量并不高，粗放式的发展虽然拉动了GDP，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其次,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现在，中国的外汇总量达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不能想象的规模。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能仅仅看这些数字。

　　再次，社会不同居民阶层收入仍存在差距，这都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严峻问题。同时，这些年，世界经济总体上发展态势不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因此，中国要想完全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特别是美国那样的经济水平，恐怕还有许多年的路要走。我们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大国，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切不可盲目自大。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图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新华网发

　　高祖贵：其实,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地位的问题确实有很多看法。一般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中国看得很高，认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能够很快超越美国，有人说是2025年，有人说是2030年。

　　这里面有几个关系，首先是总量和人均的关系。从经济规模和总量上，中国确实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全世界现在经济总量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就中国和美国。但实际上，中国尽管规模很大、总量很大，但人均值比较低。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人均值大概在全世界排80位左右。还有很多的指标，比如说东部地区很发达，可中西部地区还相对落后；大城市很好，但农村地区还不够好。因此，按照我们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13亿中国人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外部看中国，中国规模很大，越来越多的指标成为世界第一，可是从内部看中国，存在很多不平衡问题。正是基于这个特殊的国情，才会明确地说，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经济规模上来了，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矛盾还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现实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何况，随着未来竞争的不断加剧，真的要把整个中国平均经济水平、质量都提升上去、经济结构实现升级，还要付出很长时间的努力。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给自己很清晰的定位，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中国外交一个最大的突破和亮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大家会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跟其他国家的大国外交有什么差别？首先中国是个大国，无论从国土规模、人口规模、现有经济总量，还是国际影响力来说，都毫无疑问是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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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