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马克龙访问德国当天，德国国会大厦前飘扬的德、法、欧盟旗帜。

　　 德国影响力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怨恨不断加深，现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嘲讽，因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目的就是要永远终结那种认为德国太过强大、无法与四邻和谐共处的观念。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我要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举复兴大业的考虑，并且我们知道此举必会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同为欧洲人，亦同为西方人!”这是时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1945年10月3日视察德国法占区建设时的表态，预言了法德共同复兴欧洲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法国欧洲政策的生动表述。

　　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上任后首访国家就是德国。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商定将加强法德关系，并“历史性地重建欧盟”。有德国媒体将二人的组合称为“默克龙”，“法德轴心重塑”的调子一时不绝于耳。不过，表面契合的背后，是更多深层次的分歧和无奈。

　　所谓“法德轴心”、“法德引擎”、“法德配偶”等称呼，是对法德两国在欧洲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认同。然而，面对欧盟当前的危机，法德两国要想继续拉动欧洲列车前进，必将会遇到重重阻力。能不能改变已持续多年的力不从心的状况？

　　法德分歧

　　按照官方说法，默克尔与马克龙商定要制订一份欧盟中期发展路线图。“不能仅仅应对英国‘脱欧’之事，而是应该首先思考如何深化欧盟一体化，特别是重振欧元区”。

　　不过，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首先，马克龙当选并不意味着法国国情和欧洲局势的突然改变。马克龙阵营获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为下一步实施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在改革的道路上，马克龙能否复制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时的成功，法国乃至欧洲各国的舆论并不十分乐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朱苗苗副教授说，马克龙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此次投票结果看，马克龙的实际支持率并不是很高；二是勒庞（2012年、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在议院外的反对力量仍然很强；三是马克龙改革和施罗德（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有相似之处，可能造成并不太好的后果；四是法国国内持反欧情绪的民众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德国仅有10%。

　　其次，法德虽然在欧盟改革议程中达成一定共识，但分歧依然棘手。马克龙希望为欧元区设置独立的预算、立法机构和财政部长，对此，德国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德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修改欧盟条约必须获得欧盟全体成员国同意，这在当前不切实际。”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政府内部的一致共识是，鉴于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需要修改条约的计划并非好主意。虽然近日默克尔的姿态有所缓和，称自己“正在考虑马克龙的改革方案”，但也不排除只是一种外交层面的“客套话”。

　　第三，德国大选的影响。德国拟于9月24日举行的联邦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三个月的倒计时阶段，默克尔为了迎合民意，在欧盟改革问题上可能不会愿意让德国承担更多责任。所以，有媒体称，“默克龙”组合究竟会有什么作为，恐怕还要等到德国大选结束之后。

　　第四，欧盟成员国主权的让渡程度问题，这也是欧洲一体化从始至终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主权让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主权移交或部分移交的行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少摩擦都和主权让渡问题有关。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领域，成员国会对决策过程严加控制，各成员国对主权让渡的底线持不同立场，导致矛盾的不可调和，比如此次法德在欧盟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专家指出，除非在马克龙提议的预算一体化制度下德国联邦议会继续保有对本国预算的最终决定权，否则德国将只有制定新宪法一途才可能实现预算最终决定权让渡到欧盟的结果。

　　“一家独大”

　　与法德轴心相关，还有一个贯穿欧洲一体化始终的因素——德国“一家独大”引发的“恐德症”。纵观欧洲历史，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以降，欧洲的“恐德症”阶段性出现，“欧洲的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不时被用来描述时局，而两次世界大战均由德国发动，更是加深了“症状”。

　　法国对德国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压制与谋求合作的声音共存。“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这是戴高乐的原话。二战结束初期，在不利于法国的复杂国际形势下，戴高乐借德国问题打开法国的外交局面，开创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欧洲环境。

　　标志着“法德轴心”形成的《爱丽舍宫条约》（1963年1月22日，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指出，过去100年间法德之间的三次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为促进法德和解和合作，条约强制规定了两国领导人定期磋商机制，基于共同利益，解决在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分歧，达成统一立场，宣告法德之间用合作代替了对抗。

　　然而，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及冷战的结束，法德矛盾再度激化。欧洲一体化研究专家伍贻康认为，德国重新统一使欧洲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动摇了法德轴心赖以运行的基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德国已经过于强大，现存的欧洲体系已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在德国与其欧洲伙伴间保持平衡”。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断言，自柏林墙被推倒后，“波恩和巴黎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恐德症”又重新回潮了。

　　进入新世纪，欧洲一体化进程遇新挑战——欧债危机。被救助的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等国曾纷纷表达对救助主力德国的不满，德国处于出力不讨好的境地。英国《金融时报》曾刊发题为《“德国主导欧洲”的危险》的文章指出，德国影响力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怨恨不断加深，现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嘲讽，因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目的就是要永远终结那种认为德国太过强大、无法与四邻和谐共处的观念。

　　分析称，近几年由于法国经济低迷，实力下降，曾经的法德轴心逐渐被德国“一家独大”所取代。如果马克龙不能顺利地推行改革，提升法国的实力，那么法国与德国平起平坐是不现实的。国际关系学界将类似法德差距悬殊的这种现象称作“不对称性”。朱苗苗表示，法德之间的不对称性近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改变，德国的领导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虽然马克龙依赖于德国的经济支持，但德国若给予法国大量支持，可能会引起国内民众的负面情绪。德法需要在新的合作框架下寻找新的合作支撑点。

　　大国博弈

　　法德两国作为发动机本身有矛盾，而其所处的欧洲乃至全球大环境，更增添了几许无奈，对其轴心作用的发挥形成掣肘。

　　首先是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抬头，但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最近几年存在感骤增。以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为典型，虽然这两个极右翼政党在今年的选战中最终落败，但影响持续存在，加剧欧洲的“撕裂”态势。另外，去年柏林圣诞恐袭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达到新高，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的极右翼政党也在不同程度颠覆着各国的传统政治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德两国的合作受阻，发动机“歇火”几率增加。

　　第二是英国“脱欧”的破坏性影响。英国与欧盟就“脱欧”事宜谈判已经正式启动。欧盟预算委员京特·厄廷格6月28日说，英国脱离欧盟后，欧盟的预算将出现总额达200亿欧元（约合1542亿元人民币）的“窟窿”，需要其余27个国家填补。除了显而易见的财政方面的压力，英国“脱欧”还可能加剧欧盟离心力。德国《南德意志报》指出，逐渐担任欧洲领导人角色的默克尔显然不希望看到英国“脱欧”，因为这将让欧盟面临质疑。

　　英国长期以来充当着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角色，核心是平衡法德关系。伍贻康认为，法德英三角关系处理得好，则能更好地推进欧洲一体化，维护和巩固欧盟，否则摩擦和危机必然增多。眼下，法德英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各种摩擦难以避免。按照英媒的说法，德国失去了一个抗衡法国经济干预政策的力量；法国则失去了一个支持欧盟在非洲及其他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伙伴。

　　第三，美欧俄大国博弈的复杂化，影响法德轴心作用的发挥。欧洲主导权争夺战仍在持续，美、俄、欧盟两两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信任。近几年来，面对阴霾重重的欧盟，美国频频“落井下石”，对欧洲的银行业施以重拳。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欧矛盾进一步凸显。有分析称，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令德国和欧洲头疼不已。德国政府认为，如果能够保住当下G20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议程不受美国新总统的影响，就已经算是一个巨大胜利了。此外，对美国“又爱又恨”的立场加剧欧盟其他外交政策的矛盾，在可预见的未来，俄欧“斗则两伤”的局面仍将延续。

　　凡事也都具有两面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危”与“机”并存。比如英国“脱欧”对欧盟而言也不失其积极意义的一面，“脱欧”对英国的负面影响或对其他某些跃跃欲试的“脱欧派”构成压力，从而促使欧陆国家更加团结。面对棘手难题，作为“发动机”的法德两国也在竭力扭转颓势。简言之，欧洲一体化道阻且长，法德轴心唯有上下求索。

6月22日，欧盟峰会期间，英法德领导人交谈画面。

5月2日，默克尔访问俄罗斯，与普京在索契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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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