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系列高级别会议是外交盛会，也是思想盛会。“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发展不足引起的。无论是贫困、难民危机，还是战乱冲突、恐怖主义等，都能从发展落后上找到根源，也都需要通过发展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在中国总理李克强一系列讲话中，独具一格的、以“发展”为主题的 “中国叙述”是众多话题的中心，也是最引人入胜的讲述。

    如果说30多年前，中国只是关注发展本身即如何“富起来”的问题，也就是重点解决国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那么当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超大经济体，中国已开始思考“发展”之后问题，也就是与外部世界更加严峻复杂的关系，具体而言即如何处理和调适与超级大国美国、其他诸大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许多身处相似情境的国家，因为大战略处置失当或者说由于无法突破大国兴起的三个“困境”、中途戛然而止，甚至被拖进群雄围攻的无休止地缘战争中致使国家和人民饱受磨难。

    （一）“肯尼迪困境”。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讨论国家发展时这样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一国资源再多，如果“过度扩张”，也难免最终耗尽。比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拥有大量战略资源（土地、人口等），但在一次次战争中由于扩张过快、战线过长，经济投入不足、增长停滞，最后失去大国角逐的资格。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历史，苏联、日本、德国也都跌倒在此“槛”。

    国内有观点认为，中国已实力强盛，应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便迈入小康，人均GDP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四面树敌，断送大好发展局面。这一点上，美国的崛起故事值得研究：在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却拒绝卷入欧洲大陆争端，继续潜心发展半个世纪，从而回避了与英国的争霸战争。

    制定大战略有两点需要考虑：首先，争夺霸权是一种旧的战略思维。国际政治的演变，正在让传统的霸权主导国际体系失去现实和价值基础。有人若问：未来的核心大国与历史上成功大国有何相似性？文化和制度贡献应该是其中重要一项。假如仍然沿用旧的国际体系、制度以及旧的国际政治文化，又如何形成作为新大国优势的文化向心力呢？再则，大国崛起在于具备足够的国际威望，也就是让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心悦诚服、“心为之向往”的德望，即中国人常说的“以德服人”。这种软国力效应有时甚至比硬国力（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重要也更为有效。当然，现在世界上鼓吹“中国责任论”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直言中国应在全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目前中国所处发展水平来说，担负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和义务是不现实的。在外交战略上，这一点须保持定力。

    中国制定大战略的首要原则应集中全部战略资源用于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脱离自身实际的战线延长和拓展，同时保持经济发展与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

    （二）“奥尔森困境”。曼瑟·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繁荣与萧条的历史现象。奥尔森认为，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损害社会公益及效率，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像19世纪最后20年的英国经济增长滞缓，就是因为分利联盟在其长期没有变革、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增加的缘故，——这种“制度僵化症”大大降低了英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终使其落后于美国等新兴国家。与之相反，日本与德国二战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战争对原有分利集团和它们特殊利益来源的破坏。

    成功崛起的大国许多都经历了革命。因为革命是最彻底的变革，不仅扫灭旧制度，也涤荡各种盘根错节的分利联盟。中国数十年革命摧毁了旧政权，也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前提。近30多年来中国取得非凡的发展成就靠的就是改革开放，现在、以后仍要依靠改革开放。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比如，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要从顶层设计上，做到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利益博弈上，更需要执政者有敢于砸碎这个“铁藩篱”的魄力，以中国未来发展作为思考立足，不能因为有阻力就止步。

    （三）“诺思困境”。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通过对900年以后的西方世界做了研究后提出，对于大国来说，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套制度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制定，激励了发明和创新并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荷兰和英国因此顺利完成从土地公产制向私产制的转化，破除了“诺思困境”，从此国富民强，跻身大国行列。一个反例是，17-18世纪的法国非但没有创造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制制度，反而出于专制和对外战争扩大岁入的需要，出售行会垄断权，结果行会垄断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阻挠了全国市场发展和资本流动、以及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但是这个发展速度主要是依靠土地、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来驱动，并且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继续依靠这一模式发展已经难以持续。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只有少数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了高收入，成功实现了现代化，都是依靠科技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国必须经历这个阵痛，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快速蔓延，对推动经济发展、升级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消费领域，中国“互联网+”创新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一旦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与“互联网+”结合起来，推动中国制造智能化和网络化，就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这对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大有益处。为做到这一点，制度创新已是刻不容缓。除此，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也迫在眉睫。这一系列产权制度安排必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产出水平。

    肯尼迪困境(K)、奥尔森困境(A)、诺思困境（N）这三者组成一个“KAN”（汉拼），即“槛”，这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后无数大国用其兴衰命运写就：兴与衰，一“槛”之间。跨越此“槛”，考验一国人民的耐力和智慧，更考验着决策者的战略能力和胆略。备受兴衰颠簸之苦的德国，其战略家俾斯麦的一句话可资镜鉴：我们无法改变历史长河的流速和方向，但我们可以凭借智慧和胆魄让船行驶的更好、并成功达到目标。在历史兴衰的“槛”下，隐含着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其一，国家只应担负与其能力相称的责任与义务；其二，破除利益藩篱的改革虽艰难而极必要；其三，依靠制度、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带给世界的贡献聚集的威望是全球大国所必须。一言蔽之，没有改革的发展、没有发展的增长，都无法支撑大国巅峰对决的竞智竞力。这个“KAN”，需要 一个“R” (Reform)、即改革来破解。对中国来说，成为世界大国虽然尚需筚路蓝缕的漫漫跋涉，但是当整个世界侧耳倾听中国总理有关“中国故事”的宏大叙述，我们已能从中感受到足够的中国自信。（朱 宁 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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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