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学术属性难言中立
“独立”“非营利”“无党派”是美国多数智库标榜的原则。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高品质、独立性、影响力”，兰德公司称自己是“非营利、无党派、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机构。然而，《纽约时报》近日对美国75家智库调查发现，很多研究者同时拥有注册说客、大公司董事会成员等其他身份，不少大公司通过资助智库学者的研究项目获得有利于自身的研究结果，用于游说和商业利益推广，智库研究的中立和学术属性受到质疑。
研究结果“恰好”契合大公司主张
《纽约时报》网站同时发布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三家知名智库同一些大公司来往的邮件，这些邮件显示，智库的一些研究结论“恰好”同一些大公司的主张“契合”。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出台一项“互联网中立”的监管规则，不允许互联网服务商对特定网站提供不同的接入速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络、通信和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艾森纳赫通过在《纽约时报》等媒体撰文、参加参议院听证、发布研究报告等途径，反对联邦通信委员会拟推出的这些监管政策。
艾森纳赫曾担任联邦通信委员会官员，还曾在美国通信巨头威瑞森任顾问。此外，他还是多家公司所有人，在“互联网中立”问题上有较深的利益关联，其研究结果有明显指向性。
根据《时代》周刊的调查，美国通信巨头资助了多项研究，其研究成果均以智库名义发表，而实际上撰写这些报告的专家与通信公司保持着密切接触。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起了作用。在威瑞森诉联邦通信委员会一案中，法庭引用的23项研究成果中，半数以上成果是在通信巨头直接资助下“研究产生”的。
威瑞森前经济分析师对此更是直言不讳：如果想推动某项经济政策，必须在国会找到经济学家对自身的主张进行“呼应”，除了询问他们的观点，更简单的方法是“做交易”——“给你10万美元，帮忙写篇文章？”
为通信巨头“代言”的不止艾森纳赫。2014年底，奥巴马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加紧实施“互联网中立”原则，通信公司随即加紧游说活动。当年12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利坦和进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尔·辛格联名发表了一份政策简报，称“互联网中立”原则会加大消费者负担，消费者将比原来多支付上百亿美元。简报最后显示，辛格是经济学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利坦是该公司的特别顾问，而威瑞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则是该公司的大客户。两人的这份报告被通信公司大肆宣传，成为反对“互联网中立”原则的有力依据。
面对质疑，辛格在社交媒体上辩称：“没有人会愿意免费出力。让我们注重价值和回报，彼此友善。”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像多数学者一样，接受有报酬的研究任务后向社会公布研究成果，多数与电信行业相关的专家会注意自身的“商业关系以及客户对监管政策的立场”。
另一家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美国无人机生产商通用原子公司的“互动”非常默契。
随着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事减少，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捕食者”无人机生产商——通用原子公司的产品订单减少。公司希望奥巴马政府能调整政策，允许该公司向别国出口无人机。公司找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则应约召开秘密会议，邀请来自美国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国务院和国防部长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参加，当然也包括相关企业代表。会议的成果是，该中心2014年2月发表的报告充分体现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公司和通用原子公司等军工企业的诉求。一年以后，美国国务院发布相关内容，为通用原子公司向阿联酋出口“捕食者”无人机扫清道路。这是此类无人机首次向非北约成员国出口。国务院发言人随后表示，政府官员充分考虑了智库与工业机构的意见，形成了“一个综合考量的政策”。
偏离“思想库”方向带来诸多困扰
8月7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声明否认《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该机构的学者独立选择研究内容，公司不能决定学者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也表示，他们从未进行游说，也不代表任何捐赠者、政府机构或实体的利益。
《纽约时报》对75家智库的调查发现，很多研究者并未完整披露自己的注册说客、大公司董事会成员等身份。很多说客、前高官、公司高管也常在智库中担任“非常驻研究员”，他们利用这一身份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同自己其他身份代表的利益多有重合。
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指责美国智库从大公司接受捐赠，所做的研究其实并不中立，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游说，这种游说可以逃避国会对游说公司的监管规则，且智库研究成果能直接送达决策者案头并影响决策者。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约柴·本科勒认为，美国有太多受企业资助的研究，有关方面提供这些资金时遮遮掩掩，偏要给人“独立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印象。
美国智库偏离“思想库”的方向，越来越多地进行游说活动，也引起了美国一些议员的不安。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撒尔表示，国会山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智库专家带来的困扰：“他们可以得出完全错误、站不住脚的结论。”在布鲁门撒尔看来，“智库”这个词开始变得有讽刺意味了。
根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的相关统计，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登记在册的游说人士约9700人，而2015年同期在册人数约为1万人。人数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更多的游说人士从全职改为兼职，从事“影子游说”，而不再参与登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游说活动的减少。
前不久费城举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大会议程同时进行的，是蜂拥而来的各个组织的场外活动。药业巨头诺和诺德在费城组织了一场关于肥胖问题的午餐会。参会人士很高端：主讲人包括哈佛政治学教授、纳什维尔前市长、陆军少将，听众则是议员、政府官员等政策制定者。美国政治响应中心分析，午餐会的短期目标是推广该公司的减肥新药，长期目标则是推动《处理与减少肥胖法案》通过。为推动这一立法，该公司在2015年至少举办了13场类似活动。道理很简单：一旦立了法，药物销售便有了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