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适时转变发展战略，创新技术，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上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之后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减弱，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
世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后，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为何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未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有哪些经验教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中热议话题。
跨越需要适时转变发展战略和机制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濂、国家开发银行研究员刘卫平博士等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都谈到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能够打破最初的贫困、实现起飞，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从中等收入向着高收入迈进所需的发展机制与原有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收入实现向着高收入的跨越。
“从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是实现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吴洪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说。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已感觉到自身的增长方式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但它们未能及时改变转型，提升产业结构，而是继续坚持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增长”战略，导致债务负担不断加剧。
为摆脱债务危机以及由之引发的经济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等拉美国家，纷纷转而采取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化、国企私有化、经济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改变了拉美“闭门造车”的发展状态，但过度的开放与自由又导致拉美国家在资本、技术与市场上进一步对外依赖，带来去工业化，经济再度面临衰退困境。
21世纪早期，大宗商品繁荣周期似乎让巴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但是，依靠自然资源禀赋的增长方式随着此轮大宗商品周期的结束而难以为继，这些国家依然面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的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经济曾借势美国及其开放模式，取得快速发展。其“发展方式”基本上是“资源型经济发展”路线加借贷消费型增长模式，并没有建立起基于民族产业，尤其是民族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刘军红指出，一旦借贷条件发生变化，资产负债关系出现违约、断链，表现债务危机，经济增长条件逆转，整体经济陷入危机，无力自拔，经济增长长周期宣告结束，且无法靠自身能力，重新取得增长条件。这种现象被部分发展经济学者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不过，这位专家说，尽管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现象，但并不能充分说明“收入中等化”必然会带来“陷阱效应”。
跨越需要技术创新和多方人才
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技术创新起着关键作用。有研究表明，研发投入、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科技优先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先决条件。
郭濂和刘卫平共同的看法是，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会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他们谈到，要克服这一挑战，必须提高研发能力和重视人力资本，进行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上世纪80年代后又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丧失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
例如，巴西并没有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科技进步与创新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研发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1990年代，受“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巴西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本土优秀研发机构被弃置。同时，跨国公司对巴西本土企业大肆兼并重组，巴西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被进一步削弱。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也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这些国家对技术进步的投入严重不足，技术进步高度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引进，而自身对研发的投入相当有限，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力资源也非常缺乏。
教育水平长期不高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的重要掣肘。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认为，如何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行列，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改善教育水平是关键所在，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成功经验。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赵江林认为，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特别是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人力资源的质量往往会起决定性作用。
她指出，世界上部分国家能够不断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其中的共同点是紧紧依赖“人”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且一些顺利跨越“陷阱”的国家的共同做法是不断提升人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因而，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重视人的价值，使得一国保有与其经济增长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跨越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模式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驻墨西哥首席经济学家莫雷诺-布里德认为，在经济增长“黄金时期”，要高度重视建设一个体现公正、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模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
据郭濂、刘卫平的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导致内需不振。拉美地区广大中下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直接限制了消费的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不振，陷入增长缓慢和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
其次，限制了投资规模的扩大。储蓄率较低及部分资本外逃等原因导致拉美的资本形成不足，生产投资就不得不依靠外部资金，使宏观经济运行暴露在国际环境的风险之下。
最后，间接影响了拉美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使拉美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政府对初等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拉美的教育质量较差，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提升。
两位专家指出，在拉美国家，体制调整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调整变革，或者把变革减小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此外，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贫富悬殊和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迫使执政党采取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提出高福利承诺以缓解社会压力，但是政府财力支撑不了透支性的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新上台的反对党政府同样没有能力和勇气摆脱恶性循环，政权快速更替和恶性通货膨胀相互伴随，致使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使贫困“再生产过程”循环反复而成为难以抑制的顽疾。
吴洪英则认为，拉美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有增长，无发展，很可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有发展，无增长，永远不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既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又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不仅是拉美国家正在致力的目标，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努力的根本方向。
跨越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吴洪英指出，拉美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时一直举棋不定。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时，过分强调政府这只“有形手”，导致政府时常越位；实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时，又有意放任市场这只“无形手”，导致政府关键时刻严重缺位。
郭濂和刘卫平指出，阿根廷在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之间没能合理协调，是导致经济运行混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二战至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选择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道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了30年左右的稳定增长。但政府高度干预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内生性缺陷，如农业的没落、地区和产业二元矛盾突出、创新能力低下、腐败滋生等，阿根廷经济发展陷入困局，军人政权难以为继，民主体制得以恢复。
面对“政府失灵”带来的种种弊端，阿根廷由国家干预主义的极端转向了彻底自由主义的极端，政府作用和执行能力在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被弱化，大规模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放松规制成为新的潮流。但集权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市场成熟度很低，政府管制彻底放松而市场自身调节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有效建立，导致了财政负担加大、外国资本垄断市场、金融风险凸显、分配不公更趋严重、经常账户赤字加大和国际收支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同时，长期受到保护的民族企业多数还处于发展的幼稚期，难以抵御贸然开放带来的外国企业和外国产品剧烈冲击，大批民族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民族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至今没有真正复苏。
1982年的债务危机后，墨西哥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但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有使墨西哥走出困境，反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
郭濂和刘卫平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给墨西哥带来的“后遗症”有：一是过度开放导致国家经济安全失衡。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投机资本大举进军本国市场，直接导致本国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
二是过度私有化。1990年墨西哥一些国有企业开始私有化改革，很多企业由外国资本买走，但这并没有增加墨西哥的资本存量，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规模私有化，也使得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减少，无法拥有足够的财力解决教育培训、就业、交通以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三是创新能力丧失。墨西哥没有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仅仅通过廉价出售本国自然资源和开放国内市场来解决发展困境，结果是饮鸩止渴，经济越来越缺乏活力，使得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丧失。
四是生产力倒退。1980～2006年，墨西哥人均GDP增长缓慢，与国际水平相比，墨西哥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比值不断波动，始终未能超越1982年债务危机前的数值，可以认为，墨西哥经济基本没有增长，生产力严重下滑。
吴洪英指出，对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和推进生产方式转换的过程中，让市场更好地发挥调节性、竞争性、创新性作用，让政府从直接生产者变成服务者，并能在关键时刻正位、到位、补位，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保障。□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