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两周年观察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两周年之际，再来看乌克兰局势，发现的不仅是困难多多，同样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积极信号
文/张弘
乌克兰危机爆发已经两年，持续的战争和政治危机给这个欧洲黑土地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有关乌克兰崩溃和分裂的言论不绝于耳。但纵观2015年的乌克兰局势，并没有如人所言失控和恶化，尽管面临着各种困难，波罗申科总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基本上实现了政治稳定、避免了经济崩溃，实现了东部冲突的基本停火。
当时间的脚步进入2016年，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两周年之际，人们再来看乌克兰局势，发现的不仅是困难多多，同样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积极信号。
政治改革开始产生效果
自2014年2月出现政权更迭以来，混乱和极端一直是评价乌克兰政局的常用词汇。但2015年的局势发展似乎开始发生转变，尽管出现过寡头私人武装包围政府和议会的闹剧，以及政府多名高官涉及腐败丑闻的情况，但是波罗申科仍然成功地控制住局势，并利用危机来加快治理寡头干政。一直困扰乌克兰政治的寡头干政和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治理。虽然短期内完全消除乌克兰政治中的腐败泛滥现象还不现实，但必须承认政治改革行动已经产生效果。
表现在，其一，治理寡头干政行为取得进展。寡头干政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特殊的私有化的后果，是长期困扰民主政治发展的顽疾。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新政府一直没有找到治理寡头干政的方法。进入2015年以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的压力之下，乌政府逐步治理寡头企业垄断和税收优惠。此举招致寡头们的反弹，投资不足和资本外逃成为乌克兰经济的主要负担。2015年3月出现的大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包围政府大楼事件为政府向寡头“开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2015年3月19日深夜，乌克兰大寡头科洛莫伊斯基亲率一批武装人员占领国有石油企业——乌克兰石油公司和乌克兰石油运输公司，意图凭借强硬手段恢复被解职的公司领导人，并大骂赶来质问的记者。科洛莫伊斯基曾经在乌克兰的“迈丹革命”中坚定地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公开资助亲西方政党的广场示威活动。在政权更迭之后，身家20亿美元的科洛莫伊斯基被新政府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帮助新政府维护该地区的秩序。在乌东部爆发武装冲突之后，他又通过私人资助武装人员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作战。但是，这些功劳并没有成为波罗申科政府赦免和同情其过激行为的资本，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波罗申科迅速解除了科洛莫伊斯基的州长职务，并且进一步收紧了过去国家对寡头控制企业集团的税收优惠政策。
其二，极端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在2014年的政权更迭之后，乌克兰国内很快就出现了领土分裂和武装冲突，由于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不力，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迅速崛起，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广场示威冲突，还自发组织了各种武装组织在东部作战，而且还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在2014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政治倾向偏向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助党（10.97%）、激进党（7.44%）成为议会选举中的黑马，自由党仅差0.29%未能达到进入议会所需的5%门槛。
一些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虽然未能进入议会，但在乌克兰政治中仍有较大影响，对政府试图政治和解的努力形成有力牵制。2014年9月，议会通过了波罗申科提交的关于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实行3年自治的“特殊地位法”，此举遭到祖国党和激进党的强烈反对，被指为错误的让步、放弃顿巴斯地区。乌克兰自由党议员无人为该法案投票，激进党领袖利亚什科将议会通过的“特殊地位法”称为“世纪骗局”。2015年8月，执政联盟推动议会一读通过了扩大地方自治权的宪法修正案，激进党领导人奥列格·利亚什科说：“这条道路不是指向和平，而是指向分权。这完全是个相反的进程，迫使我们丧失领土。”激进党、自由党及其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右区”党的支持者封锁了前往议会大楼的道路，示威人群向军警投去一枚手雷，造成一名国民近卫军人死亡，4名军警受重伤。
但在进入2015年以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久拖不决的战争促使社会情绪逐渐恢复理性，这些极端主义政党的影响力普遍下降，立场温和理性的中间偏右政党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在2015年10月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立场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的支持率优势继续扩大，包括总统波罗申科领导的“波罗申科联盟”(19.84%)、季莫申科领导的“季莫申科联盟”(18.13%)和“地方”党（10.14%）等，而政治立场偏极端民族主义的“激进党”（5.6%）、自助党（2%）和自由党（3.74%）的支持率明显下滑。
极端主义政党影响力明显下降，折射出乌克兰社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逐渐消退。更多人认识到，理性和平地处理顿巴斯冲突应该是最佳选择，扩大地方自治权是最终实现国内政治和解的基础，在此之前应避免采取极端政策，维持顿巴斯地区的停火是稳定局势的关键。
其三，乌新政府在危机之后通过的《政治清理法》正在发挥作用，前政府官员被大量弃用，在新政府中大量“引进”了西方专家担任政府高官，包括美籍乌克兰裔亚列西科、格鲁吉亚人克维塔什维利和立陶宛人阿布罗马维奇分别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卫生部长、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2015年波罗申科又起用了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担任敖德萨州州长。除了引进高级官员，新政府还大量起用了许多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年轻官员。
经济触底后有望绝地反弹
2015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对乌克兰来说很不乐观，美联储加息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让多数新兴经济体受到重创，乌经济再次遭遇了10%的萎缩。但得益于亚采纽克政府近乎无情地执行IMF和世行的财政和能源政策，如期而至的国际贷款和欧盟援助成功地帮助乌克兰侥幸逃过经济崩溃。在与国际债权人进行的多轮谈判之后，乌还成功完成了国家外债重组工作，避免了国家主权债务破产。
世界银行和IMF不断下调乌克兰经济增长预期，世行专家预计，2015年的乌克兰经济实际下降幅度可能达到12%，2016年有可能实现正增长。乌克兰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格里夫纳在2015年的贬值达到了48.7%，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维持在43.3%的高位之上，居民实际收入下降约22%。2015年前三个季度的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额下降了30%，其中出口下降了29.4%，达到381亿美元，进口下降了30.4%，达到365亿美元。但可以看到，乌基本上实现了国际收支平衡，并且略有盈余。
展望未来，一方面，乌克兰出口市场继续大幅萎缩的可能性正在下降。自从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明显回落，一度高企的价格快速低迷，这对依赖于冶金、化工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的乌克兰经济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这种主要依赖外部市场的出口结构，决定了乌克兰经济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有着直接正相关性。欧盟钢材进口的三大来源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自上述三国的钢材合计占欧盟进口钢材总量的60%。进口自俄、乌的半成品占到欧盟进口总量的75%，同时两国在欧盟板材进口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而在欧盟板材进口中占有最大比例的是中国。欧盟-乌克兰自贸区协议生效以后，欧盟将完全取消化工和冶金产品的进口关税，这将有利于乌冶金业的复苏，也会对俄罗斯和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一定压力。2016年，欧盟钢材实际消费量预计仍将呈积极态势。受欧盟相对乐观的经济基本面支撑，欧盟用钢行业生产预计将获得很大动力，特别是建筑业和机械设备业生产将强劲增长，而钢管业生产下滑将拖累整个用钢行业的钢材消费。
另一方面，乌克兰对外经济活动重心正逐渐转向欧盟和亚太市场。俄罗斯是乌克兰传统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在乌出口中的比重一直处在30%左右。俄乌之间由于采取多轮制裁与反制裁措施，进一步将两国经济合作压缩至最低水平，2015年上半年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继续下降57.8%，其中乌出口下降52.2%，进口下降62.9%。为了应对欧盟-乌克兰自贸区启动后的冲击，2015年12月25日，俄罗斯批准了从2016年起中止与乌克兰的自贸区法律，这意味着乌失去独联体自贸区减免关税的优惠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移民、海关和投资等方面的优惠。
国际文传电讯的报道称，乌克兰已主动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从欧盟购气量较之2014年翻了一番。2014年，乌从欧购气约51亿立方米，2015年增长为102亿立方米。2015年的数据显示，俄在乌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从过去的30%下降至15%，亚洲市场的比重则快速上升，比重已达到26.7%，其中土耳其、中国、印度和埃及成为其成长迅速的市场。对华出口是2015年最大的看点，在整体出口下降约30%的背景下，乌克兰对华出口增长0.5%，达到21.26亿美元，农产品已经占到对华出口的一半。随着乌克兰对外经济关系的理顺，消极的市场因素和俄罗斯因素发挥的效应会逐渐弱化，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积极因素会越来越多地发挥效应。在国际经济形势保持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2016年的乌克兰经济有望在触底后缓慢反弹。
安全形势改善的积极信号
作为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恶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武装冲突就像一个不断流血的伤口，威胁着乌克兰社会，只有和平解决危机才能停止伤害。自2015年2月签署新明斯克协议以来，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基本上实现了停火，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举行了多次会议，虽然小规模交火事件时有发生，但整体安全形势得到明显改善。
首先，顿巴斯地区冲突在军事上已经进入僵持阶段。从2014年9月的第一次明斯克协议到2015年2月的新明斯克协议，乌克兰政府军与东部武装展开了数次大规模地面战，双方动员了除空军以外的几乎所有地面战争武器，造成约9000人死亡，以及200万人流离失所。经过长达两年的战争，冲突双方的战斗装备和人员训练逐渐完备，更不愿意承受更多的人员伤亡。无论是政府军，还是东部武装组织都认识到，一方无法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战争持续对于乌克兰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安全压力，同时也会阻碍走出经济危机。
其次，解决危机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叙利亚危机升级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为打破俄与西方关系的僵局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在欧洲难民危机和法国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俄与西方国家对话明显转暖。双方不仅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找到了许多共同语言，而且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话越来越频繁。欧盟内部要求改善与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多，法国明确表示希望在2016年夏天推动解除对俄制裁。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加大了对乌克兰政府的政治压力，要求其推进搁浅的修改宪法进程，为彻底解决顿巴斯地区冲突创造法律条件。美国国务卿克里在2015年12月15日再次造访莫斯科时表示，当新明斯克协议落实后西方就会取消针对俄的制裁，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可以恢复正常。美国释放这一信号，表明越早执行新明斯克协议对解除俄制裁越有利。就在克里访问莫斯科不久，普京在12月26日任命联邦安全会议常委格雷兹洛夫担任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俄方代表。格雷兹洛夫在今年1月17日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的采访时称，“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并未陷入僵局。尽管一些参与者乐于宣称乌克兰危机解决陷入僵局，但我对明斯克和平协议实现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大国关系的缓和为政治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各方对政治解决顿巴斯冲突的信心正在恢复。乌克兰和欧安组织官员表示，在前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推动下，乌政府与民间武装在2016年1月13日达成了新停火协议。
总之，进入2016年以来，围绕乌克兰危机的确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带来了希望。但当前这些积极变化尚未成为趋势，信号还很微弱。
展望乌克兰未来前景，国内政治和解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因此必须管控好民族主义思想。如果乌克兰能够抓住大国关系调整的时间窗口，将有利外部环境转化为国内政治和解动力，那么结束危机将真的成为可能。□（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