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保体制”下日本走向何方

    继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战后的“和平宪法”之后，日本很可能迎来近现代史上第三个拐点，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其走向值得密切关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最后在1945年遭到惨败。1947年，美国通过制定“和平宪法”，把日本推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如今，安倍内阁绕开宪法，欲通过确立“新安保体制”，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同时，日本正一步步与战后70年的和平发展路线诀别。

    “新安保体制”背离和平

    上世纪60年代初，原本是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就任内阁首相期间，与美国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日本单方面接受美国的保护，日本自卫队实行“专守防卫”方针，并且范围限于远东地区。在冷战时代，日本作为美国的从属国，发挥了远东的“反共防波堤”作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形象地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不沉航空母舰”。

    半个世纪后，安倍晋三和其外祖父岸信介一样，抱着“赌出政治生命”的决心，正竭力让国会通过“相关安保法案”，建立所谓的“新安保体制”。

    “新安保法案”由两项构成，一是《国际和平支援法》，二是《和平安全保障法制整备法》。前者为新立法，后者为对10部现有法律的修改案。7月16日，在强大的抗议声中这些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正在由参议院审议。由于执政党在参议院也占据多数议席，即便遇到障碍，这两项法案最迟也会在9月27日本届国会结束前获得通过。日本自此将在法制上建立起可以在国内外“无缝应对”各种事态的“新安保体制”。

    “新安保体制”的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除了对美从属性这一点没有太大变化外，将打破旧安保体制的各种局限性，如自卫队不仅可以走向海外的任何地方，参与美军的作战行动，而且能够对“关系密切的国家”出兵。

    安倍称之为“积极和平主义”，并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把它作为军事战略的基本理念：“以与盟国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联合起来，较前更为积极地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自第二次担任首相以来，安倍就时时把“积极和平主义”挂在嘴边，2014年1月发表的施政演说甚至称之为“应该肩负的21世纪的招牌”。

    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要做“军事大国”：在海外显示军事实力，派军队到海外去，在海外参与乃至发动战争。这是地地道道的扩张军备的好战之举，与和平主义无缘。日本国内的公正舆论把它称做“积极战争主义”。

    关于“积极战争主义”的这一实质，2014年4月15日，安倍的朋友长谷川三千子对外国驻日媒体说：“积极和平主义通常是走向接近战争的地方。常常会成为战争。实际上，就是运输食粮等也会被杀。战场与非战斗地区是没有分界线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必须认为就是走向战场”。

    “新安保体制”一旦确立，意味着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就此名存实亡，日本从此将远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具有明显军事扩张性的好战国家。在享受了70年为“和平宪法”所保证的长期经济繁荣后，日本将恢复为“正常国家”——有权力和能力发动战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意义与“明治维新”并无两样。安倍要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留下怎样的一笔，令人担忧。

    “假想敌国”与“希望同盟”

    半个多世纪以来，强烈的好战本能驱使日本极右翼政治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通过扩大在海外的军事活动和行使武力，谋取世界一流大国和亚洲第一海洋大国的地位，恢复昔日“大日本帝国”的荣光。

    在这股政治势力看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妨碍了上述国家目标的实现。这成为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日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对着干、蓄意恶化中日关系的根本原因。

    从“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日本官方文书关于中国的叙述不难看出，中国被置于了“假想敌国”的角色。据八牧浩行在网站上揭露，为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据说，官邸和自民党已经发出指示，要地方组织散布‘中国威胁论’，点名中国为‘假想敌国’，以说服选民”。而安倍本人，作为首相近年来时常炒作“中国威胁论”，丝毫不隐讳把中国作为最大对手的意图。6月1日他在记者吹风会上明言“安保法案以在南海的中国为对象”，7月28日在参议院会议上再次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主权范围内的正常行动。

    安倍与黑高参们制定了如下的对华战略：以南海为主战场，拼凑“日美同盟+N”的反华大联盟，包围、遏制和对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