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引发中国思考
丹·费金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封面
1982年，当一个13岁的孩子被确诊患上了成神经管细胞瘤时，纽约医院的医生发出感慨：“又一个从汤姆斯河镇来的。”
汤姆斯河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镇，名字来源于那条流经当地的小河。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里的居民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1952年，瑞士化工巨头汽巴在此开设工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镇上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显著提高……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曾获得2014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作者丹·费金经过7年的研究和写作，揭秘了环境污染和癌症关系的真相。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癌症村”的故事也不时见诸媒体。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通过邮件独家专访了丹·费金。
尽管人人都向往田园生活，恐怕没人愿意过原始人生活
丹·费金是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阿瑟·卡特新闻研究院“科学、健康和环境报告项目”主任，做过15年环境记者。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如今早已关闭，污染也被清理干净，费金采访了140多名相关人士，查阅了公司档案和政府报告，还原了那场跨度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和环境、工厂和居民之间的拉锯战。
1952年，世界三大化工巨头之一的汽巴来到汤姆斯河镇开厂，成为当地最大的私人雇主，也使小镇发展成全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化学污染物；1974年，居民再次反映饮用水味道不对，但县卫生部门调查后不了了之；1984年，化工厂排污管道破裂，天机泄露；1986年，新泽西州卫生部门展开全面调查；1991年，化工厂关闭了汤姆斯河镇的排污管道；1996年，汤姆斯河镇的化工厂关闭。
丹·费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我还是记者时，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告诉我在他们的社区、工作地，癌症发病率很高，他们担心这是由污染引起的。而我同时也知道，这些担忧很少得到科学的调查。”于是，当听说汤姆斯河的案例后，费金知道自己找到了“想写的东西”。然而，在调查过程中费金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非黑即白。
1986年6月，当汽巴-嘉基公司宣布将逐步退出汤姆斯河镇，搬迁至工资和环境监管要求更低的亚拉巴马州时，工人们的反应是既震惊又愤怒——他们失业了。其实早在1963年，河水被污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化工厂的总经理提醒当地媒体，公司每年的工资支出是8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600万美元），“尽管人人都向往田园生活，恐怕没人愿意过得像印第安人”。
也许汤姆斯河的老辈人还记得河水清澈渔业兴旺的年代，但他们同样也记得当年依靠农业、苟延残喘的经济。根据1967年对汤姆斯河镇的民意调查，86%的人认为化工厂是地区的财富，只有6%的人觉得是负担；尽管有34%的人认为化工厂是当地水污染的主因，但如果工厂想扩张，只有4%的人反对。
民意调查员对化工厂说：“看来你们闻着不像化工厂，倒像玫瑰。”只有当汤姆斯河镇的儿童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恶果已经酿成后，居民们才改变看法。
“我经常听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说法，我非常反对。汤姆斯河镇花了几十年得到教训：不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工业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看必将导致经济的崩溃。”丹·费金说，“现在美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都是对环境监管最积极的地区，他们走的是绿色环保的发展道路。相比之下，那些环境监管不力的工业区正面临严峻未来，因为没人愿意住在那里。而当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他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
科普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
汤姆斯河的污染调查耗资上千万美元、耗时近6年。那么，在污染与疾病的关系没有得到定论前，我们能做什么？丹·费金认为，首先需要一个严谨、专业、独立的调查，获得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同时，居民自发的表达也很重要。他强调，在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上，当地政府一般比较无力——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是相似的，所以需要“国家层面的专家调查和监管”。
本书译者、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副教授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正如丹·费金所说，人们对美国环保局有两个误解：一个认为它负责检验检测，一个认为它执法能力很强。事实上，美国环保局需要监督几十万家污染企业，员工数却从来没超过1.8万人，而与执法相关的更是不到1800人，很多检验都是外包的。中国环保局的情况也相似。”
在王雯看来，科普是另一条任重道远的路。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严谨，下的结论非常谨慎。当你被‘癌症村’的标题吸引，会想去印证一种想法——污染必然导致癌症。而当你认真读完此书会发现，经过科学家严谨的研究，最终只证实了儿童白血病的高发与污染的相关性，而其他癌症与污染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在这一点上，美国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一样的。”王雯说，“看到很多人得癌症，就会认为和环境污染是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其实癌症高发有很多原因，环境污染这样单一因素的因果关系很难建立。比如寿命就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人普遍寿命较长，而80岁的癌症发病率必然比50岁高，就显得整体发病率高。”
王雯是国内著名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在做科普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种无奈的情况：如果对方已经认定一个观点，比如核电站、PX工厂运行起来有很大风险，那么就算你列出了很多科学的数据，对方也不会相信。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王雯认为，是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认知方式，习惯接受权威给出的标准答案，没有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他们心中，必然有一个权威、一个愿意相信的立场。可惜这个权威未必是该领域真正的专家，倒很可能是电视台养生节目主持人之类的角色。”王雯说。
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它“没有解决”
1967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和当地水务公司曾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化工厂同意赔付水务公司4.5万美元，作为给居民生活用水中加氯（能消除水的异味）的费用，而水务公司不再追究责任。
丹·费金指出，直到现在，环境执法仍然基本靠自发的报告和协商。这带来的结果是，对工厂来说，因为执法依赖于自行报告，他们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判断就成了商业计算：被发现的风险有多大？支付罚款是否比一开始就遵守规则更廉价？很多人得出明确结论：“遵纪守法不划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污染和疾病并不被那么重视，因为还有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如，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犯罪。
现在，汤姆斯河的每个人都和癌症集群说再见了。丹·费金说：“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没有解决’。”
1996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士总部就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1996~2010年，中国的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7000名员工和40家工厂；陶氏化学，在中国有4000名员工和20家工厂。
“癌症村”的称谓如今在中国的新闻中并不罕见。本报今年5月13日就曾报道，浙江绍兴的三江村就因周边重污染企业众多，而被贴上了“癌症村”的标签。2007年，费金来到中国重庆采访，在重庆儿童医院看到了儿童癌症的阴云。一名医生告诉他：“我们收治了很多工厂工人的孩子，会不会是污染造成的呢？我觉得是，但这很难确定。”
王雯带来的好消息是：“目前，大型化工厂的生产过程正变得越来越清洁，因为从企业生产角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有毒有害的废料变为可以利用的原料，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目前，中国的环保部门也在逐步推动对大型化工厂排污的在线实时监控。”
丹·费金坦言：“我是在8年前去的重庆、杭州和上海，的确看到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现象。但现状如何，我没有资格评论。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环境问题感兴趣，也希望能由此带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