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２９日发表哈佛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伍人英为报撰些的题为《ＴＰＰ谈判应保证民众知情权》的文章。文章说，许多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或许对自己有好处，但他们仍旧怀疑目前正在拟定的国际贸易协定是否也对他们有利，这个拟定过程通常是保密的。
美国正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谈判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简称TP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白宫网站上的寥寥数段文字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这项协定的内容一无所知。即使是国会议员都必须到地下的安全室里阅读最新的谈判文本。
白宫认为，一段时间的保密期是必要的，能够保证谈判代表达成协定的灵活性。官员们表示，一旦我们拟定了协议，公众有大量时间辩论协议的利弊，国会也可以予以驳回。然而持怀疑看法的人不相信这一点；民主党议员上周就试图阻止参议院讨论一项将授予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广泛的贸易谈判权的法案。
一些美国人比其他人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对现状并没有什么帮助。美国的贸易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咨询了大约70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私营部门。这样的顾问体制加剧了一些人对于贸易协定将使企业利益获益、牺牲普通美国民众利益的担忧。
作为一个曾担任贸易谈判代表的人，我明白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和一定程度的保密对于协定的达成必不可少。但目前的保密级别或许过高了。白宫不应该斥责批评者受到了误导，而是应该在谈判过程中，在保证谈判代表灵活性和保证公众知情权之间达成更好的平衡。
以下是我和我的同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高级顾问约翰•斯塔布斯设想的三条恢复这一平衡的建议：
首先，政府要对美国的谈判目标提供更详尽的描述。欧盟已做到了这一点，为一项贸易协定的每一章发布了两页的目标摘要，有时还会公开谈判提案。相比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只为协定的每一章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段落。它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
其次，政府应该在我们的谈判对手同意的情况下，公开正在考虑之中的提案的相关信息。应该就有争议的提案征询公众意见（没有必要说明是哪国政府提出了这个提案）。这提供了一种机制，让政府从更广泛的公众中征求意见，而非仅仅向挑选出来的顾问小组成员征求意见。
再次，政府对于贸易协定相关的经济利弊的报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模型。政府的经济学家公开发布最终报告时，作为这些模型基础的数据和假设往往不会公开。为何不公开这类信息？政府之外的专家可以重新运行这些模型，展示不同的条件会如何改变经济效应。
以上这些建议都不会影响贸易谈判代表履行他们的职责。但这三条建议都有助于消弭人们对于政府在隐瞒实情的忧虑，重新使他们相信谈判中的贸易协定符合更广泛的公众利益。
过时的贸易规则需要修改。但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同样也过时了。公民有权在知情的情况下就一项协定是否能让美国人广泛分享贸易好处做出判断。贸易协定的支持者应该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壮大支持贸易的联盟，他们也需要支持提高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