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筹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日本作为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在失去3月底前申请加入、获得“创始成员国”资格的有利机会后，至今仍纠缠在基于浓烈先入观和本位观的利益得失之中，显得十分缺乏“关键决断”。
随着多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及一些跨地区国家“滚雪球”般地申请加入，日本的姿态显然已不再淡定，甚至显得有几分慌乱。同时显现出的基本心态是：因应安倍访美日程，日本刻意在中美之间摇摆，借势抬高自身地位与要价，谋求“在利益最大化前提下加入亚投行”。
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内有批评称，到目前已有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表明参与亚投行，西方七国集团（G7）中除了日美两国更是多数已宣布加入，“政府事先对各国动向情报搜集不够充分”。
还有声音指责日本财政部门态度不够积极。不过，在日本政府高层，麻生太郎作为主管财政系统的副总理兼财务相，却是最早公开表示“不是没有探讨是否参加的可能”的。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4月8日也表示，可能在下周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提起亚投行话题，“政府方面正在研究，此时我不便赘言。”相比此前的“慎重”立场，黑田此番“不表态”实际上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原首相福田康夫日前也很明确、坚决地表示：“（日本）没有理由拒绝参加亚投行。”
首相安倍晋三，则指示自民党在5月底前拿出具体意见和建议。为此，自民党8日召集各路专家成立了一个专门“学习会”，目的是“强化相关情报搜集和研究”，以资最终决策。
《读卖新闻》9日报道称，日本政府已梳理出了一些应对方针。如果加入，比照自身经济规模，日本初期出资可能在1320亿到1800亿日元之间；扩大融资规模后，则可能增加到2520亿到3600亿日元之间。日本政府同时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见得能确保日本获得与出资额相匹配的影响力，因而 “应继续从外部施加影响”。
有关方面也分析了加入亚投行对日本的利弊得失。一方面，日本有一些担忧：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可能导致银行被恣意利用；如果发生无序借贷，可能损害其他债权者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能引发国际开发事业中金融国际标准的混乱；导致日本的存在感和影响力相对削弱；对日美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也承认：加入亚投行对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有直接作用；可消除有关日企未来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不利的担忧。鉴于此，日方目前的方针是：不否定将来加入的可能，同时继续从外部要求亚投行融资审查基准透明化，等等。
据日本媒体报道，外相岸田文雄下周将出席德国G7外长会议，到时可能就亚投行问题与有关国家展开协商，加强相关资讯搜集，同时游说各方就“亚投行按国际标准运营”问题施压。在6月上旬的德国G7峰会上，安倍也将提到相关话题。NHK电视台9日晚节目更提到，在4月28日华盛顿日美首脑会谈中，安倍可能就亚投行话题与奥巴马“说道说道”。
日本民众注意到了共同社9日报道的两则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当日在华盛顿演讲时强调：“为了提振世界经济增长，有必要与中国主导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等加强协调”；世界银行总裁金墉也表达了与亚投行合作，并扩大与国际金融结构之间协调关系的意愿。
日本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资深专家濑口清之认为，日方应谋求尽早加入亚投行。在4月9日的日本外国新闻中心记者会上，濑口先生深入分析了中国近年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表示乐观，并认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日本和周边国家都是巨大的利益；中方主导成立亚投行，有稳定并扩大自身出口的考虑，但宗旨是多边共赢，不代表必然要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争霸；美国并非完全不同意日本加入亚投行，相反有可能促日本加入，让日本充当“掺沙子”的角色；亚投行呼应了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遭到否定和抵制的可能性很小。
濑口先生担心，如不加入亚投行，日本今后对地区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他进而主张日本应该尽早加入亚投行。一是争取“进圈子”参与谈判；二是通过谈判掌握相关信息，以有助于最终判断；三是可因应美国期望，作为地区唯一的G7国家加强对谈判进程的影响。
参与亚投行这样里程碑式的国际合作事业，需要相关各方高度的政治信赖。但记者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日前访问东京，受到了日方的高度重视，卡特有关强化日美同盟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些言辞，被一些日本媒体解读为日美将强化合作，“以全球性规模应对中国”。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上述疑虑，濑口先生的回应十分简要：“个别日媒的类似解读是不负责任的。首脑会谈与高层互访，是增强中日政治信赖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