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纪念日。在香港社会对“占中”的反思中，“基本法再启蒙”的呼声日益高涨。《基本法》对香港有着怎样的意义？如何认识、普及《基本法》？当前政改议题中，反对派有哪些做法违背《基本法》？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4月1日对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进行了专访。
《基本法》在港施行总体成功
环球时报：当初制定《基本法》的目的是什么？
梁爱诗：香港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长期与内地分隔，两地的社会文化制度很不一样。1997年回归后，如果把香港原有的制度连根拔起，肯定会对香港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中央政府在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表明会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50年不变。由于部分港人担心中央不守信用，1997年后不给港人高度自治，全国人大代表又在1990年通过香港《基本法》，再次保证1997年后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变，马照跑，舞照跳，务求让香港平稳过渡，保持繁荣稳定。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从1997年正式实施到现在，《基本法》在香港施行的效果如何？
梁爱诗：大致而言，香港回归18年以来，《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概念在香港施行运作良好。回归初期，原有的官员和司法人员全部留任，平稳过渡。以前有很多香港人移民外国，但现在移民人数比1997年前大幅减少，回流香港的香港人却增加不少。香港人口由回归前的600万人，增加到现在700多万人，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基本法》在香港施行是成功的，香港人普遍欢迎“一国两制”。
普及方式要更生动
环球时报：《基本法》在香港普及程度如何？
梁爱诗：《基本法》颁布这么多年来，出现过不少因对条文有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争议。我出任香港第一任律政司司长时，也面临过这方面的争议。当时是因为香港与内地两种不同制度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但在最近几年，有些香港人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声称中央政府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之外，对香港其他事务都不能管，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
香港年轻一代对《基本法》的认识普遍不足，不知道以前制定《基本法》的背景。我经常和香港学生交流，很多人对《基本法》有误解，如有人以为《中英联合声明》有提及给予香港普选。事实是，声明里面根本没有“普选”这个词，当时的港督也不是选举出来的。是中央政府在《基本法》里主动提出来给香港普选的。
环球时报：对于“基本法再启蒙”，您有什么建议？
梁爱诗：我认为，政府要加强《基本法》宣传，但不应该是一条一条的宣传，而要利用生动的方式去推广，让大众接受和了解《基本法》。现在香港的通识教育科是没有教材的。在过去几年的通识科公开试中，没有关于《基本法》议题的试题，结果造成很多老师不去教《基本法》。所以我觉得，以后通识科公开试答卷是不是也可以有《基本法》试题呢？这样可以引导学生去认识《基本法》。
反对派“明知故犯”
环球时报：在政改议题上，有哪些是挑战香港《基本法》的？
梁爱诗：反对派提出过很多政改建议方案，但大多违反《基本法》。譬如，《基本法》第45条已明确规定“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选人，并无其他选项。其中“民主程序”的主语是提名委员会，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有些反对派要求提名委员会必须确认“公民提名”，实际上是削弱了提委会的权力，这显然违反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至于部分人提出的“公民推荐”方案，候选人争取市民支持无可厚非，但若成为制度，也会令提委会没有自主性，这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
回归不是换一面国旗、改个名字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要对国家民族形成认同感，接受新的国民身份。香港回归后，有些人仍不接受这个现实，心不回归，只接受“两制”，不接受“一国”，所以选择明知故犯，去挑战《基本法》。
环球时报：“港独”近年在香港有抬头趋势，有港区人大代表建议，将“国安法”以《基本法》附件三的形式引入香港，您怎么看？
梁爱诗：新“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不同，前者是原则性条文，后者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相近。香港立法必定要有清晰的条文和法律范围，即使引入“国安法”，最终还是要就23条立法，并在立法会通过。香港推行23条立法的困难在于不少港人视之为洪水猛兽。其实，23条并不是要限制港人的自由。按道理，国家安全法一定要由中央政府制定。当年中央同意让香港自行立法，港人应珍惜中央的诚意。特区政府有义务为23条立法，但合适的时机要看香港的实际情况，由特区政府决定。(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