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３１日发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撰些题为《亚投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的文章。文章说， 最近有关亚投行的新闻不断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报道的焦点。有媒体报道，中国曾向欧洲国家表示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权，这是吸引欧洲国家蜂拥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说法，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回应称，中国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因为亚投行决策机制与股权分配是亚投行章程的内容，目前各方仍在磋商之中。

    人们之所以关注中国是否在亚投行内寻求“否决权”，是因为关心亚投行是否会发展成为美、日占支配地位的现有国际开发融资机构的“翻版”。不管怎样，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说明全球经济治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显示出亚投行未来治理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美国是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者与获益者，长期保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支配性影响。据此，美国担心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冲击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也是正常的。

    日本也是现存体制的受益者，其经济崛起虽然遭受美国一段时间的遏制，但是最终被“融入”现有国际体制，加入有关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层”，它对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改革日本占绝对优势的亚洲开发银行同样采取消极的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要求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增加它们的话语权，目前主要是要求在投票权重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变化。

    诚然，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要求也显示了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但改革进展过慢，而且几乎所有改变均是金融危机蔓延逼迫的产物。Ｇ２０的成立就是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产物；２００８年美国提出召开Ｇ２０特别峰会，以及２０１０年在Ｇ２０多伦多峰会上达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决定。即使同意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美国也有自己的盘算，即通过牺牲欧洲小国的投票份额满足新兴经济体改革的要求，而自己始终保持“一票否决”的地位不动摇。这些行动将新兴经济体正式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高决策圈，但是随着危机过去经济向好之后，美国政府对承诺的改革不再认账。２０１４年Ｇ２０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数次通过决议“威胁”美国寻找“替代方案”，但是美国国会屡次反对立法批准ＩＭＦ份额改革。

    国际社会对美国消极对待改革渐感失望，但所谓的“替代方案”似乎也只是一场空谈。

    此次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可能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新方向，即欧洲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使得全球金融政治的天平更加平衡；而淡化主导权，有关国家不刻意追求所谓“一票否决权”，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新的国际经济机制的建设，减少当前国际金融“公共物品”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这样的结果是既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加强欧洲解决经济衰退的能力。

    首先，欧债危机迄今，欧洲经济仍深深陷于衰退之中。欧洲迫切需要外部力量帮助其重振经济。亚投行尽管主要为亚洲国家基建融资，但是，它代表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活力。笔者最近参与欧洲智库进行的问卷调查，第一轮的调查结论是，有高达８１%的专家相信中国的崛起是贸易与投资的重要机遇而非威胁，只有１９%的人反对这一说法。目前，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对外投资呈现井喷之势，抓紧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显然有助于欧洲摆脱当前的危机。

    其次，不少欧洲人认为，美国滥用货币金融“特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经济困难。近年美国以国内法律制裁欧洲银行的事例频频发生，多国政府对美表示不满。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欧美虽有共同之处，但同时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待俄罗斯的手法过于强硬，激化矛盾，最终在欧盟周边制造了久拖未决的危机，从而打击了欧洲经济的复苏。法国总统前萨科齐曾试图在Ｇ２０框架下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抑制美元地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多国加入亚投行，在微妙的国际金融政治的天平上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有助于平衡过往过于依赖美国的不利影响。

    第三，也许是欧洲最深远的考虑，是应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欧洲认为， “一带一路”将连接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激发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发展的潜力，对欧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当前是挑战大于机遇。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参与国主要是亚洲国家，东欧、东南欧国家虽然参与，但欧盟主体西欧国家似乎被“排斥”在外。亚投行主要为“一带一路”基建融资，欧盟参与亚投行，既可以让欧洲及时了解“一带一路”的进展，影响有关项目的投资方向，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也可以让欧洲企业参与其中受益，推动欧洲经济复苏。

    欧洲与其他受到美国影响的国家积极投身亚投行建设，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力量更加平衡、必须更加注重互利双赢，但同时也可能是治理形势十分复杂的新时代。亚投行或许会成为撬动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杠杆”。美日这两个国际金融体制的守成大国也不得不调整政策，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多强调国际分权与合作，扩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美国政府呼吁国会尽快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它们在未来也不排斥加入亚投行。战后国际治理体制的改革将加快。

    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多，亚投行也将面临一个治理结构的挑战，即处理所谓分权民主的诉求与决策有效性之间的矛盾与平衡。作为亚投行发起国，中国表示不追求一票否决权，表明新的开发机构将更注重共识决策，而不是仅仅依靠投票权重来决策；在发放项目贷款的问题上，既考虑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的经验与标准，同时更要考虑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发展需要与工作效率。亚投行将考验中国的协调能力与合作伙伴的合作意愿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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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郝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