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４月份要去越南。”
毫无预兆，这句话就这么轻飘飘的从坐在我对面满头白发的老者嘴里吐出来，就好像下班了要去附近市场买生活用品一样简单。
见我没反应过来，他乐呵呵地冲我眨眨眼，解释道：“今年是越南战争结束四十周年，他们邀请我过去。我应该查一下机票。”说完他拿起他那金光闪闪的苹果手机，颤颤巍巍地操作起来。
William M. Reilly，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的雇员，大家习惯叫他比尔。年龄出于礼貌没有细问过，但估摸着也六、七十岁了。比尔曾经供职于合众国际社（合众社）。说起它，对于我这个新闻专业的人来讲，实在是传奇般的存在。１９５８年，合众社由两家通讯社合并成立，如日中天的时候，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并称为国际四大通讯社，瓜分了世界各地区的新闻业务。１９９１年，合众社不敌美联社、路透社的竞争，宣告破产，后虽调整复业，但终究不如当年。
比尔经历过合众社的光辉岁月，他参加过越战报道，在联合国担任合众社通讯员长达１５年。对我而言，他就像活化石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故事。
比尔保持着资深媒体人的很多习惯：每天读报，开工前一杯咖啡，每写完一篇稿件都会认真填写好稿签；正式场合穿西装打领带，平时习惯穿衬衣和开衫，维持着文化人基本的体面。比尔在靠办公桌的墙上贴了一张他在越南时的照片，穿得跟美国大兵一样。偶尔我看到这个头发已全白，鼻梁上架着无框金边眼镜的老者在电脑前敲打文字的时候，我都会止不住好奇照片里有怎样的故事。
思绪拉回来，在联合国宽敞明亮的食堂里，他提起要去越南这个话题，我便无心对付眼前的午餐，洗耳恭听他的絮絮叨叨。
那是在越南西贡的一个夜晚，正值越南新年，城市里有庆祝活动，觥筹交错，但是比尔决定早点回到住处休息。刚躺下，他就听到了类似枪炮的声响，一开始他怀疑是烟火，但是记者这个职业赋予他的敏锐让他没有漏掉一个重要的细节。
“我听到‘嗒嗒嗒，嗒嗒嗒’这样的声音，然后我意识到这不是烟火，”他用手比了一个枪的姿势。
比尔立刻联系了合众社在西贡的办公室，离他的住处并不远，隔几条街，他告知值班人员需要播发消息。然而对方说你过来发吧，比尔愣了一下，答应了。
其实作为一个听故事的人而言，我很难理解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外面是漆黑且危机四伏的街道，出去会不会被流弹击中？会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但当事人似乎没想那么多，也没有过多的英雄主义情结，就只是一种“我得去工作”的态度，如此轻描淡写。
我们走出食堂，坐电梯去到媒体工作区，这一路上，比尔都在滔滔不绝，并且配以各种还原当时场景的动作，他似乎很乐意说起过往。他说他当时只敢贴着街边的矮墙走，身子尽量蹲低。有一个越南人在阳台上看见了他，问他去做什么，比尔说我得去工作，那个越南人反应颇为激烈，觉得这人是不是疯了。
比尔继续穿行在西贡的小巷里，走到一个拐角，他低下身子探出头去看街面的情况，这时两个美国大兵出现在他身后。比尔保持着令人敬佩的镇定，粗粗聊几句，他得知这两个美国大兵本来随车队一道，后来车队被炸毁，两人只能徒步寻找停留处。他们问比尔这个时候在街上做什么，比尔又说了一遍：“我去工作。”
说到此处，比尔有点得意地笑了。那是１９６８年，并不算著名的越战春节攻势。但在西贡维持长达三天，越南的传统首都顺化激战持续一个月。
接下来的故事其实不难想见，比尔安全抵达办公室，按流程播发了稿件。听上去简单到理所当然。但这简单中承载着安危与职责。
一个记者，能够于这种情况下顺利完成工作并且全身而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智慧以及专业素养。我眼中的比尔是一个把职业融进生活的人。他年纪大了，使用手机都不怎么利索，但保持着清醒的思维，寻找着新闻点。有时候周末不用来联合国上班，还会收到他在纽约街头发来的短信：“时代广场犯罪现场，男性被刺，贝尔维尤医院，DOA（送达已死亡）。”
人们常说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从比尔身上我体会到，那些敲敲写写，删删改改，日复一日记录时代的人，也因为这份职业形成了某种习惯和秉性。记录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记者印记。（史霄萌 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