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段艰难曲折的建交历程
法国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鉴于中法建交的重大影响，这一事件一直被我国学界所关注，但受资料和语言条件的制约，对于中法建交的曲折过程和原因又始终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最近，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庆华撰写、黄山书社出版的《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中法关系》一书，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著是作者继2006年出版3卷本《中葡关系史》之后，在中欧关系史研究领域推出的又一力作。为完成本书的撰写，作者前后费时7载，广泛搜集资料，奔走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法国的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查阅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上万件，其中绝大部分属首次挖掘和利用。作者还先后采访了多位中法建交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戴高乐之侄贝尔纳·戴高乐、法国前驻华大使沙耶、中国驻法前临时代办张锡昌等。正是由于作者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使得该著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中法建交问题最全面、系统的一项研究成果。
本书作者就中法建交问题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看法。例如，法国部分政要和学者一直认为，二战时期与战后初期法国同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以及新中国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等，是阻碍法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主要原因。作者通过大量史实，指出法国政府迟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原因主要是战后法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导致了法国在外交上不能独立自主，以致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处处以美国马首是瞻，不敢冲破美国拼凑的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国曾经考虑过予以承认的问题，甚至借巴黎“凌孟事件”降低派驻台湾“外交代表”级别，淡化同台湾的关系，但在美国的压力和影响下最终放弃了承认新中国的念头。
1950年1月，美国驻巴黎大使在向法国外交部转告美国政府对法国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反应时，曾这样说：“过早承认（新中国）将是令人恼火的，并且会推翻华盛顿准备采取的有利于保大的措施。”言外之意，就是美国将不再支持法国扶植保大成立的“越南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时任法国总理兼外长的孟戴斯·弗朗斯又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次接触，但也因美国的反对而作罢。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回忆说：“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中国是不现实的。”针对法国政界和学界曾有人声称中法建交是无条件的，作者用大量史料反驳了这一说法，指出中法建交谈判经历了京沪两地的六轮谈判，以及瑞士伯尔尼的续谈，这些谈判，无一不是围绕法国政府只能“承认一个中国”和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进行的，无一不是双方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结束的。应该说，作者的这一论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此外，对于戴高乐主义与戴高乐承认中国之间的关系，作者也做了具有相当深度的分析和研究。“戴高乐主义”不是一个新问题，“戴高乐承认中国”也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把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应该说本书是第一次尝试。作者分析了戴高乐主义的形成、变化与发展过程，并指出戴高乐主义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法兰西第五共和时期，戴高乐的追求与以往多有不同，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法国乃至欧洲摆脱美国的束缚、反对世界霸权主义、与美苏平起平坐，最终恢复法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威望，即实现法国的“伟大”。客观地讲，法国势力自17世纪末叶进入亚洲，20世纪中叶退出印度支那，200多年时间里，其在这一地区的各方面影响可谓不小，其经济利益也是相当可观。戴高乐如果不能使法国“重返”亚洲，他即使实现了法国的“伟大”，那么，这种“伟大”也不是全面的。鉴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的中国，由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然树立起来，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处理亚洲事务上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戴高乐为了加强法国在同美苏两霸抗衡和打破两极格局斗争中的力量，为了使法国重返亚洲并且与中国共同参与处理亚洲事务，最终为法国争取大国的权利和地位，自然首先要设法承认中国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除了法国方面的因素之外，它也与中国外交政策和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也做了专门论述。该著中文、法文版的同时出版发行，不仅促进了中法两国学术交流，还加深了两国民众对中法建交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密切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和社会意义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