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恐怕也是挑战最多、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为了稳定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中美有意建立起一种有别于“国强必霸、争霸必战”逻辑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构建新型关系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构性矛盾，只是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中美间结构性矛盾被夸大了。
中美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与安全环境有关。它主要产生于美国的亚洲政策与中国在亚洲崛起的事实之间，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地区性的。自19世纪下半叶提出“门户开放”以来，美国亚洲政策的基轴是一贯的，那就是“均势战略”，避免冲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仍然体现的是这一基轴。美国一再强调，亚太再平衡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而事实是，由于中国在东亚崛起，既有平衡已被打破。美国的亚洲政策无论怎样调整，客观上会越来越站到中国的对手方一边。
从亚洲或者东亚局部来看，中美在东亚平衡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几乎无解。但从全局来看，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中国尚不具备在全球性平台上挑战美国地位的实力和意图。中美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可以有更多合作空间。如果双方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越来越丰满，合作机制越来越健全，或许可以超越在东亚地区无可避免的结构性地缘政治矛盾。
中美关系中另一个结构性障碍与意识形态有关。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相对实力增长了，但是对于“被颠覆”的警惕之心似乎并未消解，这方面的不安全感还在增强。中美之间的任何具体分歧都容易被放大成一国对另一国的根本性打击和削弱战略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问题服从于各自国内政治议程，从外交上进行折冲樽俎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更加全面、辩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另一种视角。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生死对抗，除了意识形态原因之外，更多还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体现。美苏之争，本质上仍然是霸权之争、国家利益之争。不这样看问题，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样会爆发战争和冲突。
意识形态对于中美关系的实际作用可能比想象的更轻微。这可能也要得益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都排斥将意识形态教条化。中国接受的社会主义是经苏联转手的，并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继承。撇开理论上的争论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认识论、方法论，还是具体的制度构建方面，都在不断大量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包括美国的成功经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前苏联也是不同的。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或许要高于对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这当然并不是美国对中国抱有特别的“善意”，而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的务实发展战略,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美国当前的利益。
意识形态因素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中国不但不搞意识形态输出，甚至不鼓励别国照搬“中国经验”。中华民族没有侵略基因，不搞意识形态和“经验”输出或是一个证据。鉴于中国文化的内向性、防御性和保守性，美国人非但不用担心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扩张，相反，美国恐怕需要费工夫激励中国更多参与全球性事务，更大胆承担国际义务。(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廖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