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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的战略考量
--专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

2014年05月01日 18:55:57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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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5月1日新媒体专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一书,通过作者玛雅与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对话,从不同角度探讨总结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对“中国为什么能”这一叩问做出了响亮回答。《参考消息》从4月28日起连续摘发该书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玛雅:关于新中国60年的外交史,从对外关系的演进来看,是怎么划分阶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说,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即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两霸”,70年代“一条线”。这当然是大致而言。从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从这时起,“十年一变”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玛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主要是因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渊源?

    章百家:有历史原因,更主要的是现实原因。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中共在外交上面临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要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还要为恢复经济争取到必要的外国援助。在美国仍在顽固地支持国民党,不可能转而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因此,主动站在苏联一边,就成为最有利、也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选项。

    然而,如果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倒向苏联”,那就过于狭窄了。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倒”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强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玛雅:如何评价这一战略的利弊得失?

    章百家: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实现社会变革、推进国家统一、加快工业化建设、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并重返国际舞台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玛雅: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外交从“一边倒”进入“反两霸”时期,这也是一种应时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章百家:“反两霸”是在中美关系僵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偏差导致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激进,试图在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以一种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玛雅:可不可以说,这种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和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章百家:的确。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战略调整,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当时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和直接的威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1973年,毛泽东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

    玛雅:你是说,毛泽东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从而开启了中国迈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

    章百家:我是这么认为的。道理很简单,70年代的外交和战略调整,为后来的开放政策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那么容易。

    玛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复出伊始,就积极推进中美关系,与卡特政府正式建交。

    章百家:邓小平1978年主持外交工作后,仍然坚持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他做出了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些为即将实行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1980年起,中国就开始考虑放弃“一条线”战略,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并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玛雅: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打破了“十年一变”的周期,呈现出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因为外交政策与改革开放战略是一致的?

    章百家:是的。改革开放后,外交工作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局,发展和形成了与之相配合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至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双边关系,也重视多边外交活动。

    新世纪之初,中国领导人更准确地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国际形势的主流,积极倡导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国外交工作的思路更为明确、清晰,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中国外交也更加透明、更加务实、更加主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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