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权力转移中的博弈
由巴忠倓担任主编、彭光谦副主编的《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国防战略》由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书中简要阐述了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安全威胁新形态，维护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防新使命，自主、自强、自卫的国防战略新基点，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国防发展新路径，以及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特色的综合安全观，以预防战争、慑止战争、控制战争为重点的当代战争观和旨在提倡尚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筑起坚不可摧的思想长城的全民国防观。从今天开始，本网进行连载。
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国防战略
第一章 和平之路不太平:现代战争离我们有多远
第五节权力转移中的博弈
通览世界历史，世界权力的中心总是在不同国家中转移。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联盟，被后发国家所超越的事件并不鲜见。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写，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应该说，新兴国家超越传统强国是一种多次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尽管这种“超越”和“转移”是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得一见的场景。权力转移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抗甚至是战争。
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500年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主导第一个周期的力量是热亚那—伊比利亚同盟，即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非正式却有利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换架构。热亚那（意大利西北部，哥伦布的故乡）人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空间扩张，构建起涵盖欧洲、地中海以及印度、中国直至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其中最关键的是开创了基于白银的全球性交换体系。这种松散的城市联邦和传统帝国的联盟，开启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由此产生了占有大量财富的城邦，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载体。
荷兰周期是资本主义从城邦时代走向领土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分水岭，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579年，荷兰的7个北方省份独立，开始反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创造出一个保障商人和企业家财产、实现宗教宽容和非宗教人文教育的现代国家雏形。17世纪，荷兰拥有当时最发达的航运业，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并创造了配备纤道的运河网络，成为廉价和稠密的运输网络，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大量的资本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固定在了荷兰王国的“空间”里，使荷兰人可以不去选择传统帝国领土扩张道路，其依赖于海上运输、海外贸易、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和银行金融制度，对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权国家时代的真正代表是英国。英国曾经将荷兰当作自己的楷模，英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实际上是对荷兰银行、金融、财政和农业制度的学习与改进，主要的创新就是通过国家政策强化对制造业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高强度投入。英国的海上霸权也起源于对荷兰的模仿——英荷之间发生过6次战争，英国商船队的迅速扩大就来自对荷兰商船的捕获。在既是师生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中，英国人学会了对荷兰的超越。
可以说，从1500年起到“一战”，是欧洲的辉煌时代。欧洲国家利用“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美洲白银资本，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获得了比亚洲和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的财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全球体系。在400年间，大小战争不断，既包括欧洲人征服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杀戮，也包括欧洲各国之间为了利益而互相争斗。18世纪，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从海外殖民地的美洲、印度打到欧洲。支配世界的主导权，像接力棒那样在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的手中传递，欧洲成了控制世界的枢纽地区。
美国脱胎于英国在北美洲的13个殖民地，自独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1870年时英国的GDP还高于美国，但其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在1870～1913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的英国则为19%。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至此，美国经济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超越了英国。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也渐渐告别了“孤立主义”传统，开始介入欧洲事务，包括派兵参加战争。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陆主战场。这场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大国均势的最终平衡者和债权人，欧美间形成了跨大西洋的同盟关系。战后建立起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欧美共同支配世界的大西洋轴心的开端，而美国获得了在欧洲主导下的全球体系中的重要席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故技重演，再次“远征欧陆”，运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未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能力，建立了美苏共治世界的雅尔塔体系，成为欧洲的保护伞和救济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历史证明，世界权力的转移过程，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才能完成。尽管这种权力转移的战争，不一定发生在前后两个世界霸主之间，也可能是像美国那样，等英国与德国经历了两败俱伤的战争后坐收渔利。
认真研究一下这几次超越的过程，人们会发现大国的兴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要实现超越，必须拥有能够推进赶超的多种因素，在地理、宗教、人口、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教育，以及军事和外交等要素的组合上，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满足内在需求的结构。追赶者通常都是领先者最好的学生，他们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创新，还对这些制度和技术做出了重大改进。就像荷兰人学习了威尼斯人的商业技巧和与亚洲进行贸易的方式，英国人学习荷兰人的银行制度、信用体系和造船技术，美国人则用标准化改进了英国式的工业化，用企业研究机构保障了制度化的技术创新，从而取得了超过“老师”的效果。更为关键之处是，在历史上实现超越的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足以吸引以往资本中心所积累的财富，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资本的“空间固化”。
中国的崛起至少有三个客观条件。首先，中国这样人口密度高和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空前规模和深度的市场及需求。概略计算，中国的城镇化是10亿人规模的城镇化。这一过程可以容纳完成欧、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量级的资本和资源，可以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过度积累的过剩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新出路，中国以国内大规模建设的资本“空间固化”方式来充当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其次，中国拥有最多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这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竞争优势。第三，新技术的出现。高速铁路、信息网络、高压电网、能源管道等新型交通、信息和能源运输工具的出现，突破了基于传统技术的空间概念。这些技术改变了距离、密度等经济地理的要素，创造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以往城市规模的“高铁城市群”，极大地扩充了“一小时交通圈”和“一日生活圈”空间范围。重新塑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地理，为全球力量的主导权从人口密度低的富国，向人口密度高的穷国转移奠定了技术基础。
与以往发生在西方、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经济中心转移不同，中国式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内部与周边的经济地理的重塑有关。它具有内生、内在的特征，亦更符合亚当·斯密的“自然”市场经济的理念。
合理的路径并不总是必然的路径。遏制新兴国家的超越，是传统世界性大国的历史宿命。作为如今的老大帝国，美国与历史上所有的老大帝国一样，总是要极力遏制接近其王座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为标志的转型，颇具历史性意义。到2025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将面目全非。新的国际体系将是多极世界，由众多国家群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转变，以及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时期，更可能引发变异冲击和冲突。
特别是美国目前是世界的霸主，它对实力接近于其霸主地位的任何国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是敌意。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公布的报告中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将以每年95%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则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指标，2016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增加到19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份额将升至18%；而2016年美国经济的规模将增加到188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在全世界产出的比重下降至177%。中国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实际产出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的判断，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焦虑，催化了美国“重返亚洲”或“战略重心东移” 、“战略再平衡”战略的出台。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在2011年第11期上刊登了美国时任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的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文章中，她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原因作了清晰的表述。在她看来，“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太地区的人口几乎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个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该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正因为如此，“今后10 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应该是发端于1898年。那一年的5月31日，美国兼并了夏威夷；仅两个月后的7月31日，美国开始准备占领菲律宾。指挥了这两大事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回忆道，我们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坚持占领菲律宾群岛，这使美国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拥有广袤土地和资源而人口相对稀少、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更渴求的是市场而不是土地。这时美国的目标是，占有少量的土地用以征服世界市场，同时占领为确保征服的实现所必需的战略要点。坚持“门户开放”的原则，以市场为目标的要点控制——这是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亚太战略。所谓门户开放，就是美国要求与其他列强的同等地位。这体现了这位强国俱乐部的迟到者参与瓜分世界的强烈愿望，而以要点控制市场则体现了美式霸权目标明、成本低、效益大的特点。“一战”后的华盛顿体系和“二战”后美苏共治的雅尔塔体系，实质都是与强国一道瓜分亚太利益。
然而，历史进程无法设计，瓜分也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对日战争、对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美国试图以战争“大棒”主导亚太局势。除了对日作战是对日本过度扩张的反击外，其他发生在亚洲地区与美国相关的战争均具有“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特征。
战争不仅是历史的清道夫，也是历史的魔术师——这些战争的副产品，是亚洲的去殖民化运动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复兴，以及亚洲“四小龙”、 “四小虎”的诞生。鉴于“越战”的教训，美国在十几年时间里避开亚太的是是非非，而专心对付苏联和进行新经济试验。直到苏联东欧的瓦解，“9·11”事件的爆发，美国的战略重点都放在欧洲和中东。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具有转折意义。那是对冲基金对东亚地区的一次劫掠引发的危机，由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盟国家渡过了可能的灭顶之灾。这使东亚国家萌生了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在当年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确定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两年后的1999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10+1）的建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在美国沉浸于科索沃和“反恐战争”的10年中，东亚地区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从东盟—中国的10+1发展为东盟—中、日、韩的10+3，形成了涵盖20亿人口、145万亿美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从2010年1月开始，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开始运行，双方93%的产品零关税并尝试在货币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中、日、韩三国也在积极磋商自贸区和货币合作。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促使日本政治家萌生了 “脱美入亚”的念头，韩国也提出减少驻韩美军和交出作战指挥权的要求。东亚合作带从经济开始向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出现了类似欧元区的前兆，让美国产生了可能会再被亚太地区边缘化的担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一半，是全球制造产业链的龙头老大。但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向金融化快速转变，金融活动中与实业有关的比例越来越低；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后，美国制造业转移和金融创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如今美国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2%，而金融服务业却超过了25%，总体服务业达76%以上，美国企业收入中金融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超过了40%。美国经济的真正支柱，已经是以金融为主的服务类产业了。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贸易、外汇储备主要使用美元，亚太地区目前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亚太外汇储备中有70%为美元资产。不难判断，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环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对已经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来说，维持全球金融货币收益这道底线，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这才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战略的真正出发点。美国经略亚太的重要目标是为了维护“太平洋美元湖”的稳定，而这也是美国与欧元体系争夺全球金融利益的根基。至于是打压抑或与中国有限合作，关键要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态度，看中国发展是否直接危及美国的全球霸权。
从全球经济体系的视角观察，中国目前是美国物质产品和净储蓄的主要提供国，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市场。2008年的全球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基本面临恶化，美元体系渐趋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混乱。中国的合作意愿和实际支持是美国维持目前地位的重要支撑，也是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在。同样，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市场，需要借助美元体系，去购买海外资源、进入海外市场，维持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这意味着中美两家目前存在着战略合作需求。然而，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具有“以邻为壑”的天性，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要挤压中国的利益空间，由此就引发了中美之间的重重矛盾。
作为亚洲大陆的主体板块，中国应该发挥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和带动亚太地区长期发展的作用，应以长远眼光去确认中国在亚太的地位，进而确定中国的亚太战略。必须明确，我们反对“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并不是要去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国亚太战略的目标，是建设可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板块并肩鼎立的亚太区域。欧洲的历史已经证实，在全球化时代，分散板块很难维护自身的利益。东亚整合符合亚太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亚太战略应该是“共创与分享”，即共创发展、共同治理、共享成果。这是与中国推进全球多极化战略相呼应的区域战略。这意味着亚太的未来是一个不排他的、开放的未来，亚太的未来不属于特定的国家，而是属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体亚太人民。亚太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建设和治理，也应该共享成果。为达此目标，中国要做更多的实际工作，如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建设联系，推进跨国公路、铁路和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建设改变经济地理，形成打破国界的区域产业链、利益链；建构能够维持稳定发展的货币体系，重塑亚太地缘和币缘政治格局。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这一点，特别是“重返亚太”的美国还希望通过给未来的“太平洋世纪”冠名，把美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在世界经济产出份额开始逐渐下降、债台高筑的美国，仍然具有全球最强的军事实力。我们可以把美国的亚洲战略概括为“制造麻烦、主导整合”，因为只有制造麻烦，才能创造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需求，才能拖住老盟友和吸引新伙伴，也才能显示美国实力水桶中的“军事长板”。在南海海洋权益问题、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一方面表示中立，另一方面又频频与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争议方国家搞联合军演，暗送秋波，就是希望能在地区的“适当”紧张中渔翁得利。
面对美国为主导亚太地区采取的竞争性战略，中国应采取避实就虚、海陆均衡的策略。以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改善地缘战略态势的关键与底线，通过调整国家经济重心过度沿海化的偏差，减少对海外市场和海上通道的依赖，避免被迫与海权强国在远海争锋的局面；同时积极开发西部，向亚欧大陆的内陆方向发展，在亚欧大陆内部寻找新的资源通道和合作伙伴，实现陆海均衡——在亚欧大陆内部经济一体化与太平洋区域一体化之间保持总体平衡。在殖民地时代，陆海两栖的中国常有腹背受敌之危；而今天的中国，在地缘板块和产业链上，却存在着左右逢源的机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已呈现出复杂的大三角关系——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大陆另一侧的欧洲，都有可能成为对手或伙伴，抑或对手加伙伴。最近，中美俄联手反制欧洲收取航空碳税，说明在当代合纵连横的古老智慧仍未过时。
看清楚了世界力量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就知道美国大张旗鼓的“重返”，实质上是要掩饰其实力下降，是无可奈何的收缩和调整，甚至有想整合亚太与欧洲再竞高下以延长其全球霸权的权谋。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源于不同的目标，也就是一国独占利益，还是多国共享成果。最终实现哪个目标，不是凭人们的意愿，而是基于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综合博弈的结果。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其实可以接受分享利益的结果，只是希望他的份额更大些、再大些，这也就限定了“重返”可能带来的冲击强度。“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中国完全可以气定神闲地应对。历史往往走合力线。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既不是独占，也不是更趋平等的共享，而可能是根据各国实力与态势的利益分享。
回望百年，在上一个太平洋世纪中，前半部分是亚太地区国家摆脱西方各色殖民统治的50年；从万隆会议开始，亚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声音，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而直到最近10年，东亚地区才开启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面合作的进程。与破碎化的欧洲不同，由于拥有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主体板块，亚洲有能力创造并长期传承文明成果，使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列强和其后的美苏都无法随心所欲地支配亚洲事务。亚太国家数千年的共存史，形成了大国仁而小国智的国际政治文化，共同的反帝反殖民经历，意识形态色彩淡薄和儒家文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元文明包容共存的传统，有利于亚太国家形成区域共识，创造和睦相处、合作发展的政治意愿和制度框架。这一切使亚太地区能够在全球化时代迅速构建起与欧洲、北美体量相当甚至更大的贸易区，甚至有可能建立统一的货币区以防止西方金融资本的洗劫。
然而，既然有麻烦制造者存在，就有麻烦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判定，只要中国和亚太地区仍然作为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就一定会受到传统大国和大国集团的打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