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扩张性开支将令年轻一代背负起更多的未支付账单。在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等到年轻人变老的时候，他们可能永远拿不回现在被迫缴纳给国家养老金体系的那些钱。开支问题只是这次谈判的反竞争力主旨的一部分：目前还不清楚，新政府是否会认真解决德国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导致一些企业离开德国。
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尖锐地批评了这些计划，担心德国或许会失去通过施罗德改革所得到的竞争力优势。默克尔的前任、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是一个类似克林顿和布莱尔的人物，他对德国进行了艰难的改革。该委员会写道：“德国政府不应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该政府期待甚至要求其他国家进行痛苦的调整，但回避在德国采取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措施。”
这就是当今德国令人感到讽刺的地方：与发达世界的许多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更好地利用了全球自由市场，但德国议会当中的各个政党认为，政府行动主义是解决德国社会实际(和臆想)问题的正确答案。
近几年来，德国国内外的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财政民粹主义是南欧的一个特有顽疾。事实上，所有后现代的西方社会都倾向于先消费，然后让后几代人付账。这种民粹主义冲动只不过是在一些国家比在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好的抑制。在柏林进行的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充分证明了，德国也决非不受结构性过度开支和过度监管的影响。众所周知，这会损害国家的竞争力。
在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期间，德国两大政党同意采取的措施将减少德国的贸易顺差，这或许会令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批评人士感到满意。然而，面对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削弱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竞争力完全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如果德国变成另一个僵化的法国，退回到十年前“欧洲病夫”的状态，那么整个欧洲都将受到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