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的文章，批评美国的“例外论”，立即遭到美国官方和一些高官、媒体专栏作家的反驳，为“美国例外论”（又译“美国例外主义”）进行辩解。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博纳甚至说他“受到了侮辱”。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美国白宫发言人和一些反驳文章，主要的辩解是说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就是“例外的，独一无二的”，却压根儿回避了普京文章批评的要害。普京的文章是针对奥巴马总统9月10日就叙利亚问题向全国发表的讲话而撰写的，因为奥巴马在这篇讲话中首先使用了“美国例外论”的思想。他说：为了美国的理想、原则和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对叙利亚）采取行动”。“这就是使美国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例外之处。”针对奥巴马的这种“美国例外论”思想，普京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在对外政策中使“军事干预别国内部冲突已成为美国的家常便饭”，动辄使用“残暴的武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普京指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鼓励国民把自己看作与众不同的群体是非常危险的。”可见，普京批评的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美国例外论”，而不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为自己国家的制度、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利用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其他国家和民族，动辄使用无力干涉他国内政，制造政权更迭。这是美国自己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所不允许的，也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这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例外。

    可是，多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对它的公民从小学开始就灌输这种“美国例外论”思想。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侵吞别国领土说成是上帝赋予美国推广自由和民主的义务。他们把入侵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说成是为了把他们从旧的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样，小布什总统2003年把他发动的入侵伊拉克战争也说成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可见“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深入到了美国人的灵魂，在美国历任总统的灵魂中又把它变成国家政策。但多数总统在他们的讲话中从不直接使用“美国例外论”这个词来宣扬自己的理念和政策，唯独奥巴马统统是例外。早在2009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就公开说：“我深信美国例外主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披露说，虽然美国历任总统都有“美国例外论”思想和政策，但“在过去82年里，奥巴马是唯一一位直接使用‘美国例外论’一词的总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0月2日在俄罗斯《晨报》上发表批驳“美国例外论”的文章这样写道：“奥巴马让我感到震惊。美国黑人不久前还是奴隶，如今却宣称自己拥有某种特权。我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出身贫苦阶层的人会在全世界推行这种理论。这是不能容忍的，是极端危险的。”卢卡申科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值得奥巴马总统反思！

    在美国发表的一些反驳普京的文章中，有的作者竟然故意说“美国例外论”一词是斯大林“创造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也是这么公开辩解的。他们这么说大概是要把普京与斯大林捆绑在一起，借以贬损普京。斯大林确实在1927年驳斥“美国例外论”思想时曾用过这个词。然而，“美国例外论”这个词不是斯大林创造的，而是早在1831年由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亚力西斯·托克维里创造的。这在美国的百科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但“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是早在美国建国时就产生了。它源于美国的清教主义。美国清教徒们“相信上帝与其有约，并选择他们领导地球上其他国家。”（引自美国《维基百科》）清教徒领袖之一约翰·温思罗普说：“我们将成为世界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可见，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与众不同。因此，“美国例外论”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对外政策的思想源泉，在此基础上又孕育了指导美国对外扩张的 “天命论”思想。两个多世纪来，这种意识形态已成为美国对外推行帝国-霸权主义政策的辩护词和思想基础。 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了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例外论”迅速膨胀。冷战的结束在美国人眼里被看作是美国的“胜利”，更助长了政治精英头脑中的“必胜主义”（基辛格语），认为美国的实力已无可匹敌，把自己看作可以主宰一切的世界霸主和警察，可以无视一切国际法为所欲为。在过去短短23年内，美国先后发动了五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此外还发动了两次较小规模的战争——海地战争和索马里战争。平均每隔三年半就要进行一场战争。美国领导人发动这些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战争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

    纵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美国例外论”的表现有以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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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