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张文木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目录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四、“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 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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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