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日本的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单一的民族被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关系的选择不同，战后日本并未重回亚洲大家庭，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尽管冷战时期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日本更多地依赖美国。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是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主动。当然日本的这种倾向也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耻于自己是亚洲国家的一员，出现了所谓“脱亚入欧”论，理由无非是亚洲各国落后。此后这一思想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因为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即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要求来冲淡对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并用现实的经济关系代替对战争罪责的道歉。美国政府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有关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态度鲜明。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人提出要求美国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对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种低姿态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觉得理亏。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产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乃当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这种事在德国绝对不会发生。
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加之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经渗入到了一般国民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发言权，其突出表现就是修宪和“入常”。战后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法学家们独立撰写，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的一个方面，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