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为什么应该看淡道琼斯指数？

    英国《金融时报》3月14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应该看淡道琼斯指数》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发达世界的人们为何如此吹毛求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上周突破14300万点关口，超过了2007年触及的高点，当时全球经济正要开始下滑。没错，人们有理由对道指表示怀疑。它按照股价进行加权，难免显得武端。但至少，它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指数。我们将1954年视为一个纪元，道指在那一年重返1928年创下的大萧条前高点。然而，上周，投资者和专家警告我们不要对此过度解读。

    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在自西方金融体系几近崩溃以来的5年里，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似乎已变得更加勉强。道指的坚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市场预期上周五的就业报告将会强劲。

    可是，欧洲的失业率升至11.9%，股市却升至4年高点。其他貌似稳妥的经济关联也正在消失。根据凯斯-席勒指数，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12年回暖，但该指数的设计者、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今年1月警告称：“作为一个衡量未来5年或更久以后房价走势的指标，经通胀调整的任何房价短期上涨几乎毫无意义。”

    人们不再像5年前那样被道指搞得晕头转向，部分原因是，他们吸取了一些有关不平等的教训。他们怀疑（这种想法比过去强烈），经济中的一些重大动态超出他们原有的理解范围。看似复苏、市场涨势或是消费者信心上升的东西，可能只不过是精英之间资金流动的效应。

    多数西方领导人之所以现在掌权，是因为在2008年9月最黯淡的日子里他们不在台上。（德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们曾要求获得采取激进措施的授权，但经济让他们一筹莫展。因此，他们在非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大刀阔斧：奥巴马推动了医保改革，卡梅伦提出支持同性恋婚姻，爱尔兰的恩达•肯尼提出支持堕胎立法。如果你考察他们几年前的言论，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举措只是忽悠。他们的经济政策与前任没有很大不同。

    西方领导人在这样一个指控面前很脆弱：他们代表整个社会出台的政策，正让少数人受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批评奥巴马政府试图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重建经济。“占领”(Occupy)运动人士以及西班牙的愤怒青年(indignados)挤满了广场，急于提出类似的论点。去年夏季，左翼的Syriza运动在希腊议会赢得了四分之一的席位。实际上，该党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要求希腊人不要对这一警告当真：如果希腊拒绝实行紧缩政策，该国将被排除在欧洲金融体系之外，他辩称，他们本来就没有享受到该体系的成果。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在意大利大选中的强劲表现表明，其他国家的选民也愿意向体制摊牌。

    解决不平等问题要比看起来更难。除非你希望像共产党那样统治国家，否则你必须与现有的机构和社会习俗合作。这意味着，你可能最终会让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在美国，面向首次购房者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提出，并在奥巴马主政时期得到延续，它吸引了更多人进入住房市场。那些在较贫穷的州（那里的房地产市场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购房的人一般都处境糟糕，有时房产价值低于贷款价值，而在较富有市场购房的人既投资成功，又获得补贴。

    类似的，在最新一期《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杰里•马勒(Jerry Muller)辩称，美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传统政策——“投资”于教育——实际上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状况。马勒教授援引已故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在《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一书中的话称：“所有的教育都偏袒上层和中产阶级儿童，因为跻身于中产或上层阶级，才会具备让人们变得‘可教’的素质。”教育是一件好事，但它只造福于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就像刺激措施往往让政府官员的亲信获益一样。

    认为一些人（但并非所有人）正受益于股市上涨的看法减弱了对上周新闻的回应。自2007年以来，美联储(Fed)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逾2万亿美元。理论上，这一流动性大潮应当会抬高港湾里所有的船。但如果这个港湾是股市的话，你不会看到自己的游艇被抬高——除非你拥有一艘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