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略互惠”——日方认知与行为有损两国关系大局

    中日“战略互惠”——日方认知与行为有损两国关系大局

    ——评日本政治右倾化、军事外向化之九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最早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访华时提出，并得到中方赞同。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联合声明，其正式名称就是《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在其中庄严宣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作为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2008年联合声明与1972年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联合宣言共同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两国共同为亚洲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基本内涵包括：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

    但是，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过程充满艰辛，日方认知及行为上的偏差，损害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大局。“战略互惠关系”，首先是基于“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使命”，出于作为大国的共同责任，共同为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设计并付诸实践，在实现全球和地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两国自己利益。正如2008年联合声明所说，中日“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然而日本在经济社会“失去20年”的同时，似乎也丧失了这样做的意愿与能力，无视“战略”，进而将“互惠”单向化，甚至当成一届内阁、少数政治家的一己之利。如果日本坚持做一个缺乏战略风度的国家，那就很难与邻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含有内在的道德道义标准，不是“利”字当头，不是无原则的利益交换，更不能为“实惠”而不顾大义，是非不分。安倍晋三将承认日本战争责任的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及村山谈话视为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以此粉饰侵略历史，否认从军慰安妇等战时罪行。这样一位日本政客，无论再怎么强调中日“战略互惠”，其说服力、诚意都令人生疑。缺乏正确历史观的政权，对“战略互惠”的理解也往往是庸俗的。2008年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曾达成共识，“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但是日本最关心的是本国的“入常”问题。2008年中日就东海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日方一再催促中方将其“条约化”，亟欲将“实惠”拿到手。

    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是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方面，然而日方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在钓鱼岛问题上，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颁布，日方先是矢口否认中日曾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据日本学者矢吹晋透露，日本外务省在1980年代将相关外交记录蓄意销毁——随后又坚持不承认存在主权争议、没有谈判余地的“两不”立场。这不仅使日本自己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外交信义尽失，也使得中日之间“增进政治互信”无从谈起。

    纵观国际关系的历史，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恒常的、绝对的，如果看看1840年之前各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之比，中国今天的增长不过向历史常态的回归。然而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日本始终无法放平心态，无法正确对待，甚至在外交、安全上设置障碍。安倍上次执政期间，曾提出“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大亚洲”构想，这次上任伊始，又在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钻石安全包围”构成，试图联手南海声索国，在岛争上两翼策应，一致对华。然后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高度相互依赖，任何牵制、对抗企图不仅徒劳，挡不住中国发展的步伐，而且会使日本自己反受其累，也使中日关系离战略互惠的目标渐行渐远。

    中日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基础，“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与政治智慧，但实现这一目标同样需要“国家责任、政治智慧与历史担当”。不能一面奢谈战略互惠，一面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试图为历史翻案，一边捞取经济利益，一面搞安全政治对抗。更不能把战略互惠与“中日友好”相互对立，用前者取代后者，使“互惠”成为一张堵住中国嘴的挡箭牌，阻止中方向日方的不正当行为“呛声”。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实现中日关系的转圜，使之回到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正确轨道上，前提是日方放弃“两不”立场，为两国高层会谈创造有利条件。 （杨伯江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