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未来在于加强治理与合作
———英国学者为全球经济危机开出新药方
全球化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创建世界秩序的最新尝试，但自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破坏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秩序。作者明确指出，必须摆脱那种一切尽可交给市场处理的错误观念，加强全球治理与国家间合作，打造出经过改造的全球化模式，将整个世界经济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英国《生存》双月刊6-7月号文章】题：崩盘之后：全球化的未来(作者英国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自2008年秋天崩盘之后，世界经济已经走过三个阶段：一年多的迅速衰退；2009年到2010年的反弹，但终究没有达到全面复苏；接着是去年，发达国家陷入二次衰退，不过衰退的程度迄今为止轻得多。现在，我们处于第二轮银行业危机的起始阶段。
笔者认为，和平繁荣的实现需要加强治理而非削弱治理。经济脆弱与国际制度乏力交织的现状表明，我们面临着世界政府与解体二选一的局面。
全球化成完美答案
从当今的秩序观来看，基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为市场体系对和谐与战争存在推动作用，以及有多大的推动力。有些人认为市场体系运转在根本上是和谐的，相应地要求几乎不加以管理和调整。有些人则认为市场体系是潜在动荡、混乱和剥削的，这些人主张对市场经济进行较大程度的政府管理。
在共产党统治倒台后的那些飘飘然的日子里，全球化被热情的拥护者视为解决国际秩序问题十全十美的答案———如果政府停止干预的话，市场是完全有效的或者可以调整到完全有效的状态，这种表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越来越流行。
通过一连串被认为不证自明的联动关系，全球化似乎给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贫穷、政治压迫和战争———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答案。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经济发展是减少贫穷的首要手段。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自由自然而然就会扩大。繁荣的国家不大可能互相大打出手，因为战争的原因不复存在；经济的互相倚赖也提高了打仗的成本。零和游戏不复存在。
衍生问题不容回避
但是，全球化衍生出两个绝不应回避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贸易所得收益”分割不均，违背了交易的公正条件。第二个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违背了适度稳定的要求。
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的富有精英。最大的输家是发展中国家中农村的穷人、发达国家中技能贫乏的工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数人口。新崛起的贸易强国利用西方技术，再加上工资水平低得多，导致西方工人变得一贫如洗。所有不要求身体力行的工作都可以转移到境外完成，这些岗位的数量加起来约占美国就业岗位总和的四分之一。
全球化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在经济上是不稳定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风险总是可以正确定价的，所以系统规模的金融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2008年始于美国的那场危机令这一常规性看法彻底失败。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体系的瓦解，许多人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民主；而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维持和平的机制，原因是“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结果证明，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共产党国家并没有接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世界事务的其他中心，特别是中东地区，也没有实行西方国家可以认可的任何形式的民主。最后，普遍民主化的拥护者大大低估了在动乱地区建立民主制度的成本。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种乱象，现在还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