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费加罗报》5月31日文章】题：极端派的含义（作者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

    我们所称的“极右翼”并不是右翼的极右化产物，也不是右翼思想的极端化。上述“极右翼”也与主张自由主义的右翼和主张改良的社会党左翼不相干。它既不是超级右翼，也不是过度右翼。按照约定且混乱的说法，它不属于“右翼的右翼”。它并非极端的右翼，也非激进的右翼。“激进右翼”的表述丝毫没有解决分类问题：用“激进”取代“极端”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装模作样。幻想区分“极端右翼”和“过激右翼”也属于同样的问题。所有这些表述只是没有概念内涵的论战标签，且预先假设出右翼的本质主义看法。

    极右翼——矛盾综合体

    相反，被冷漠对待的极右翼看起来像是一种不稳定的合成产品，源自依照不同配料组成的混合体，一些主题是从非自由主义右翼和极左翼那里借用的，而极左翼也不是左倾化或极端化的左翼，而是只考虑革命的假左翼。极右翼将各种对立事物和矛盾事物混在一起：具有革命精神的保守主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信奉个人崇拜的集体精神，具有破坏精神的因循守旧和教条主义。因此，所谓“极右翼”的学说性结构表现为本质上是矛盾的。极右翼并不比右翼更右翼。它的反动一面始终都伴随着革命性意志主义。我们可以说它“非左非右”（就像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我们也可以说它构成“半左半右”的特点。例如，它在中和点（两者都不是）和复合点（两者兼而有之）之间游移不定。因此，种种极为近似的矛盾形容语表达法试图确定其矛盾的内容：“革命性右翼”、“保守的革命”或“革命性保守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民族的布尔什维主义”。

    极右翼把自由主义右翼，也就是原则上的多党制和通过公众讨论达成妥协的目标当成对立面。它的强硬核心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和在行动方面诉诸暴力。极右翼最像的是极左翼。

    共同敌人——世界新秩序

    虽然自由主义右翼是极右翼的对立面，但它不大可能充当后者的主要敌人，更不太可能是它的绝对敌人。它过于“懦弱”，不会被承认为敌人。敌人应该像认定它就是这样的对手。然而，众所周知，改良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右翼都赞成基督徒之间和解的一个世界看法．没有对立。极右翼和极左翼却有一个共同的大敌：世界新秩序这一隐藏在多种面孔后面的超级敌人。

    面对这样混合了无国籍大金融业、掠夺性资本主义和美利坚帝国主义的超级敌人，对于各派的极端主义者来说，激进性是严格规定的。他们被全面质疑充满了“强权人物”和“腐败分子”的“体制”的主要思想所改变。他们不再以上帝的名义作战，而是以借用于现代民主制度想象出的人物作为后宗教偶像的“人民”或“大众”的名义。他们终于让政治斗争变成了一场涤罪运动。他们因此找回了已失去的欧洲传统：圣战传统。这也正是一旦确定目标为世界新秩序，他们当中许多人重新沉湎于圣战的理论和行动中的原因。

    魅力可向迷惑力方向偏移，而迷惑力则可通过转变表现出来。极右翼和极左翼积极分子最近皈依伊斯兰教的浪潮证明伊斯兰教对西方政治极端主义施展的魅力。英国最著名的纳粹分子之一戴维·威廉·米亚特的政治路线说明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所施展的这种迷惑力。在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米亚特皈依信奉萨拉菲主义的伊斯兰教，就好像这对于想要投身反对世界新秩序的最后斗争的人来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

    新面孔——伊斯兰极端主义

    不妥协主义、集体介入和好战精神：皈依伊斯兰教的西方极端主义者因此虔诚地融入到一个由信徒和战士组威的集体中。至于那些既想要反对西方堕落的领导人精英、也反对世界伊斯兰化的人，他们以类似的虔诚行动起来，反对圣战，力图在西方新的保护范围内建设一个热爱伊斯兰教的信徒和战士共同体。

    伴随着这些受圣战理论影响的动员，正是欧洲文化最宝贵的遗产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与世俗化领域的分离，多党制和宽容，尊重对手，争论的意义，寻求妥协。这些比摩尼教善恶二元论更少激起狂热者全面投身圣战和想要歼灭绝对的敌人。极端主义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感觉到处都是敌人，他们或来自上层（权势人物），或来自对面（入侵者）。它与历史进程中某种不可告人的看法是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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