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首先是大一统的，且安全系数很高。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不少政权更迭，国虽不在，但其货币往往还在。像宋朝当时在战场上虽然被西夏、大辽和金欺负，但这三个政权都偏好使用大宋的货币。这也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货币主要得益于中国集权模式的效能。其实，中国的货币既靠权力，又不完全靠权力，它是一个依靠权力来运作的系统，有架设于权力之上、且独立于权力的稳固性，某种程度上，货币的生命力比政权还要持久。

　　然而，中国货币的先进，并不能代表中国金融的先进。货币只是金融交易中的一个方面，如何交易和交易的目的，则涉及到信用和信用系统。信用的缺失，一直是中国金融的软肋。没有信用，中国的金融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高效。这一缺陷早在宋朝就有隐约的体现。

　　宋朝作为军事弱国、经济大国，其货币充当当时的亚洲货币，即“亚元”的角色，也类似于今日美元的地位。但是，大宋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即便王安石的改革也未能实现这一推动。仅看王安石在金融上的变法创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宋朝虽然已经走到资本主义的门口，却因为金融信用没有集约化，信用也没有系统性基础。更关键的是宋朝只能依靠权力而不是市场推进经济政策，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信用和信用系统。没有市场信用内生的需求，一旦失去政治后盾，那么不仅是改革政策倒行逆施，而且原本就应存在的市场自发信用都难以为继。简单说，王安石改革依靠的是权力的外来压制，因此他没能真正启动信用资源、信用法制和信用管理，更没能实现社会的资本化、科技化和金融化。一个没有信用和信用系统的权力型改革走向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以史为鉴，中国要从货币发达转变到金融发达。长期以来，中国人勤劳、节俭，头脑灵活、创造力活跃，但一直以小农经济为主，追求小富即安，虽然商品经济发达，却难以形成资本实力。商品经济的发达可以促进货币的发达，但只有资本经济的发达，才能促成借贷金融的发达。只有有了以诚信、法制和专业为基础的信用体系之后，商品经济才能实现向规模资本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