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2007年5月24日摄）。

 

资料图：雅科夫列夫

　　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文化公园的偏僻一角，堆放着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的塑像。这些塑像不仅残破不全、伤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上了年纪的莫斯科人都知道，这些雕塑曾伫立在莫斯科各个环境优美、行人如织的地方。它们曾是众人景仰的历史丰碑，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无比骄傲。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全国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中，这些塑像连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功绩与人格，遭到疯狂的攻击和嘲弄。

　　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所谓“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引发的一个严重恶果。

　　所谓“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确立并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方针。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公开性’在党内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来‘公开性’是为了让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众传媒完全放开以后，所有的报道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公开性’使大众媒体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后一直持续至今。”

　　为加强对所谓“公开性”工作的组织领导，戈尔巴乔夫专门选调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又先后擢升他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随即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首当其冲的是苏共中央最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马克思主义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取代他的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好友、带有自由化倾向的弗罗洛夫。1986年6月，《星火》杂志主编由雅科夫列夫挑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科罗季奇接任。此后，该刊物就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执行主席弗·伊·古谢夫说：“科罗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他接任《星火》画报主编后，发表了很多阴阳怪气的政论文章。后来，大凡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都认为，《星火》画报是完全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的一本杂志。”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1986年底，专门用歪曲手法描写斯大林时期所谓“阴暗面”的小说《新任命》解禁出版。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说：“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品引起了轰动，内容既有纪实材料，更有艺术虚构，还引进了爱情故事，但本质上是给斯大林脸上抹黑。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1986年12月，格鲁吉亚影片《忏悔》公开放映。这部片子是在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击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独裁制度”。雅科夫列夫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说：“‘公开性’使很多人头脑发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都跳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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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