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的仅是“二等舱”

我当时是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我们的报纸是当时唯一派有驻华记者的西方报纸。《环球邮报》那时候甚至在加拿大的一些大城市都没有记者。 《环球邮报》驻京记者这个职位出自10多年以前的一项安排。中国当时提出， 《环球邮报》在北京设立分社；作为交换，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在北美得到一个很小但有象征意义的立足之地。

如果这是《环球邮报》进入中国的通行证，日后的情况证明，这成了我进入《纽约时报》的护照。

身为“当地”记者，而不是尼克松总统随行记者团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不利条件。不错，当总统参观故宫、长城、风景如田园牧歌股的滨湖城市杭州以及参加最后上海的告别宴会时，我们也在场。但是，就像亨利·基辛格之后的中国之行一样，我们这些驻华记者坐的都是“二等舱”，享受到的机会们权利跟芭芭拉·沃尔特斯、丹·拉瑟以及马克断·弗兰克尔这些人差了一级甚至十级。弗兰克尔当时担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任执行总编。他因为报道尼克松访华获得普利策奖。

意外得到纪念品

在第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款待尼克松时， “当地记者”已经坐得离主桌那么远，以至于我们得站在凳子上，拿着双筒望远镜匆匆看一眼，而美国电视观众正在从近处观看。我在失望中等到宴会结束，冲过乱糟糟的人群，到了主桌。在那儿，我仔细观察了金色压花菜单卡和同样镀金的座位卡，以及两位主要人物座位处的象牙筷子。

一个“恶毒”的念头出现了：把它们都拿走，藏在我的口袋里，作为无可比拟的纪念品怎么样？表情严肃、穿着中山装、站得像雕像一样直的中国安全人员似乎建议不要这样做，不过就在那时，一件似乎不太可能的事发生了，再次证明了用力挤过界线的记者能获得好运。安全人员转过了头，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我就带着我“罪恶的”战利品离开了。

但是我低估了无可比拟的海伦·托马，我们行业里有很多人犯了这个错误。她是合众国际社的坚定支持者，是白宫记者团主任，一个非常凶猛的新闻女性，她的助手曾说只有勇敢的男人才胆敢走到她和电话中间。当我们踩着红地毯走向人民大会堂大门时，她问我抢的是什么？我告诉了她。24小时之内，一封电报送到了我在北京的公寓——“约翰·伯恩斯先生，中国”——来自纽约一个古董商，向我报价2.5万美元，要买我的全部纪念品，这约是我当时年收入的2/3。

我当时对世界的做事方式很天真——或者说有原则，我愿意这样认为——我发电报拒绝了，说我不会屈尊通过我的工作，或者更恰当地说，通过我手法灵活的消遣而获利。几年之后，当我准备离开北京去纽约大都市，到《纽约时报》做记者工作时，乔治·布什——当年尼克松访问后设立的驻中国美国联络处主任、我的网球双打搭档——在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打球时，提议通过外交包裹把它们寄给尼克松。尼克松当时已经蒙羞，住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我最后一次知道消息时，它们依然保存在尼克松总统博物馆里，在一起的还有我写给这位前总统、希望他一切安好的信。但那当然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