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家报》2月10日文章】题：欧洲的三难选择

    已故捷克前总统、“天鹅绒革命”领导人瓦茨拉夫·哈韦尔提出的“后民主” 概念今天被欧洲媒体广泛用于形容2011年出现的由危机带来的最应引起警惕的后果之一，即决定市场的国际政治和金融集团与国内选民之间的民主错位。

    民主损耗

    最近通过的欧盟新财政契约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强调外部强加的紧缩原则的新契约无益于解决危机，因为并未触及目前欧洲货币联盟面临的三大问题：创造就业和提高就业率；扭转欧盟内部宏观经济持续不平衡发展的趋势；金融不稳定。但本文想强调的是该契约内容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当经济主权逐渐转让给布鲁塞尔的同时，欧洲议会在未来的欧盟峰会上将逐渐沦为纯粹的“听众”。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至如此，但欧盟民主的损耗却是不争的事实，希腊和意大利非民选“专家型”政府的上台就是最好的例证。希腊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不仅被迫服从市场、布鲁塞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所有要求，而且任何将这些要求诉诸民意的尝试都无疾而终。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评论的那样，欧洲的领袖人物们被困在了三股力量之间：主权债务市场带来的是破产危机，布鲁塞尔备机构被贼予了新的监督预算和经济政策的权力，而联盟其他处于危机国家的领导人们则都在插手邻国事务。此时公民的权益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愤怒民众的呼声同样是这一挫败的体现。欧洲政府越来越无视赋予它们权力的民众的呼声和要求，却日益重视通常与其国内承诺背道而驰的国际要求。那么，是否有办法扭转这种趋势？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范围内的民主是否能够共存？

    三难选择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他的新书《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的构想给出了一些答案。罗德里克认为民族国家、民主和超级全球化带来了 “世界经济的三难选择”。根据他的分析，这三点中只能有两点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旦民族国家很深地融入进国际经济中，那么民主在这样的框架下会被削弱。而民主和民族国家只有在全球化衰退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存。而民主和全球化共存关系的前提是建立跨国统治体系，民族国家的色彩减弱。

    首先，超级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在一个 “弗里德曼学说”的世界里能够运行良好，政府提供的唯—要务是保障市场的良性运作。罗德里克认为，在这个世界里，“政府的目标是获得市场的信任从而吸引贸易和资本。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的紧缩、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调控、私有化以双贸易开放”。

    然而，正如我们在欧洲所验证的，在这样的框架内民主会遭受极大的损害。全球化强加的各种要求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国内政策承诺相抵触。不过，任何一个政府对民众呼声的视而不见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在希腊，尽管出台了无限期的紧缩承诺，但市场仍继续缺乏信心，因为市场也清楚这些紧缩计划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