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情报能够让我们少一些糟糕的意外”
希望如此。去年2月上旬，仅在“阿拉伯之春”终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30年统治的前一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斯坦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质问中情局官员。“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正在制定埃及政策，决策者们需要即时的情报分析，”范斯坦告诉时任美国的中情局助理副局长奥沙利文（Stephanie O'Sullivan），“我怀疑，情报部门是否胜任该地区的工作。”
2010年11月，突尼斯水果贩默罕默德•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点火自焚。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由于未能对其进行准确预测，中情局在美国国内面对的不是范斯坦（Sen. Dianne Feinstein）一个人的批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机构改革与调查委员会都不能改变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想让情报部门去了解的事情，都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模拟或预测。情报部门只能依据公开、有限可获得的证据，提供（很显然，也确实提供了）一种对于事态发展的战略性理解。而这些紧张的事态一旦遇见火花，就可能触发革命。
最近的指责与质问是珍珠港遇袭事件以来一系列情报失败中最新的一起。过去七十年来，情报资源已经大范围扩展。情报机构也持续努力，不断改善工作。但是，没有任何工作流程图能够完全避免“不愉快的意外”，而且总会有新的挑战，尤其在这个信息无限增长的时代。
情报能够帮助处理不确定性，界定范围，并详细阐明已知与未知。情报机构通过系统性地收集各方面信息，从简单的大量的未知信息中分辨真正的危险因素，但它不能消除危险因素，它也不能杜绝所有的意外，包括一些重大的事件。领导者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必须期待并准备遭遇意外。
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期待“未知的未知”。不但我们将难以知道所有正确的答案，我们甚至不会问所有正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