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失败搞乱美国外交政策”

    几乎没有！20世纪美国的情报失败记录为人熟知，无须辩解。但是，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在整个大环境下是否重要则是另一个问题。

    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爆发了“六日战争”。美国中情局不仅预测到战争将爆发，而且还预测到战争的结果。这个功绩令人敬佩，以致约翰逊总统邀请为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出席“星期二午餐会”。但是，这一精确情报也同样未能帮助约翰逊总统防止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今天棘手的巴以冲突问题。六年后，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预测到“埃及突袭以色列”。然而，1973年的埃及突袭并不妨碍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获得一系列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他们不仅利用这次冲突巩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还与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相反，苏联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预测到1979年伊朗会爆发革命。但这是由于决策者对伊朗问题的不重视，以及卡特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这使美国在伊朗国王政权危在旦夕之时，仍然犹犹豫豫，难以做出果断的决定。即使在伊朗数个城市发生动荡之时，卡特政府——仍专注于巴以和平谈判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斯塔革命——仍没有就伊朗问题召开任何高层决策会议。“我们的决策圈已经超负荷了。”卡特的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道。

    关于另一项政治巨变——苏联解体——的不完整的情报分析其实也无关紧要。1980年代，美国对苏政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里根总统的直觉。在里根就任总统最早期，“苏联注定失败”一直是这位美国第40任总统的信念。“俄国人永远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里根后来写道，“我们的开支会永远超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