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对于利比亚和埃及的政治前景怎么看？它们能否实现政治稳定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马晓霖：我们先说利比亚，利比亚是一个部落特征十分明显的国家，虽然说是一个名义上的现代国家，其现代国家的特征并不明显。在卡扎菲这个强人倒台之后，利比亚现在进入了一个“侏儒”时代，十八路诸侯夺取天下，面临的是如何分权、制衡。

下一步利比亚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国内局势，收缴各派力量的武器，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解决导致卡扎菲政权下台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还要形成一个与卡扎菲时期“第三道路”、“绿色革命”所不同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所以，我想这对利比亚各派以及临时执政当局来讲是任重道远的使命。这个国家能不能保持统一的中央政权，能不能保持高效的政令、法令、军令的统一，能不能避免像西方担忧的那样分裂成三个独立的部落地区，这是大家都很忧虑的事情。

虽然穆巴拉克已经下台，并也几次受审，埃及的动荡局势却没有结束，甚至经济与人权状况比穆巴拉克在台上还恶化。我看到西方媒体报道，现在控制埃及局面的当局甚至比穆巴拉克时期还残酷，也就是说，人权状况比穆巴拉克在台上的时候还要糟糕。这些现状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军方已同意在六月底进行总统选举，同意新总统选举出来后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但是现在的局势这么混乱，能不能走到这一步，很多人都感到悲观。我个人倒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在全世界的目光注视下，埃及不可能任由局势这么乱下去，不可能任由军方持续把持政权，只是埃及百姓要为这个国家的成功转型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持人：穆巴拉克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下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以色列面临被孤立和再次与阿拉伯国家对抗的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受到挑战。这个时候埃及等国的反美反以政治力量会不会乘势崛起？

马晓霖：我们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这一线看过来，倒台的或正在为权力而战的是清一色共和制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总体上讲都是亲美的，或者是得到美国常年援助和扶持的，即使像卡扎菲这样曾长期与美国为敌的领导人，也在2003年后倒向西方怀抱变成一个“金盆洗手”、“浪子回头”的合作伙伴。

这些政权在这次革命中垮台，恰恰证明美国多少年来在这些当权者身上投资的失败，也反过来证明这场变更不是西方主观上要策划与推动的，因为这个现实是对他们自己不利，特别是，这次大面积政权变更的结果，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宗教党派上台，比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保守宗教党派，都第一次通过选举被推举到政治舞台中心；利比亚临时执政当局公开宣称未来将按照伊斯兰法治国，恢复王朝时代的“一夫四妻制”……若按西方价值观或现代政治角度衡量，这都是“历史的倒退”。这些新生政权上台后至少有一点前景可以预判：它们不会比下台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萨利赫更亲近西方，相反，它们一定更伊斯兰化、更阿拉伯化、更亲近东方。当然，它们也不会和美国及西方的关系僵冷到哪里去，毕竟美国是现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组织调动能力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漠视的，西亚北非的很多国家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资源上都与美国及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所以，这些阿拉伯新政权，要想稳稳控制局势，要想与同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建立融洽关系，都离不开美国的认可，与美国保持一定尺度的友好和正常关系是未来阿拉伯新政权必须要走的道路。

当然，我也相信，阿拉伯新政权不会很快对以色列采取敌视态度，这样会引起中东大乱和西方的不满，也会影响阿拉伯国家的福祉。但是，它们将可能在“冷和平”的大框架下与以色列保持距离，至少不会像穆巴拉克等在台上那样，眼看以色列大举进攻加沙地带而不管，不会像萨达特执政时那样，放任以色列出动十万大军进攻黎巴嫩而无动于衷。这种被阿拉伯人视为历史耻辱的经历以后将发生改变。所以，在今后的中东政治棋盘上，以色列的重大举动要比2011年之前更加谨慎，只有攻击伊朗可能是个例外。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主持人：穆斯林兄弟会是否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在各国的得势会对地区力量格局和稳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马晓霖：穆斯林兄弟会有近一百年的生存历史，特别是在埃及，它过去就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经历了王权时代、纳赛尔革命时代、萨达特铁腕统治时代以及穆巴拉克相对宽松的31年管制，时而成为统治者的合作者，时而被打入冷宫，时而是革命者的合作者，又被上台的革命者视为敌人，命运多舛，起伏兴衰，而且久病成医，拥有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也逐步剥离了极端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趋于温和与理性，并在埃及剧变的街头乱局中显示了令人惊讶的智慧与成熟。在长期博弈的过程中。穆斯林兄弟会也逐步扩展为地区性国际化组织，形成较强大的外围力量，构成了绵延西亚、北非的一条漫长政治分水岭，今后也必然会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中东地区的主导政治力量，在不同国家以政党身份执政或成为议会具有决定因素的反对党。它们对这些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影响将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应该相信，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开历史倒车，我想，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会再现塔利班统治过的阿富汗，也很难复制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基于中东地区的现实与历史因素，基于地理与地缘位置，基于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世界千百年水乳交融的密切渊源，新生的阿拉伯国家要摆脱长期难以振兴的历史困境，必须在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和现代化、世俗化之间进行一次很好的时空对接和文明交融。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层面上，中东地区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是当代土耳其这种模式，“土耳其模式”能不能被阿拉伯新政权所参照，并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造进而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新道路，这对控制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政权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现实课题。也只有通过这种尝试，而非简单地把东西方对立起来，把伊斯兰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才能使国家赶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步伐，才能弥补倒台政权所耽搁的进步路程。

主持人：最后请您为我们展望一下，这场阿拉伯剧变会给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

马晓霖：我觉得2011年的中东大动荡对中东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是很大的，首先，它是阿拉伯世界以民众为核心力量的社会整体觉醒。和历次阿拉伯内部变化不一样的是，2011年的政变主题是阿拉伯街头民众不满于经济凋敝、政治失序、社会不公和阶层对立。而整体上的民众觉醒是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是可以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的。

其次，这次巨大的收获在于，导致一系列假共和的领导人下台，历史性地结束了阿拉伯的“威权”统治时代，它会使得阿拉伯国家今后进入一个真正的民主化或曰权力多元化阶段。当然，这个民主化或权力多元化新进程，会因为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土壤彼此不同，发展不好就可能造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演变成政府频繁更迭，政局动荡，社会不稳，经济萧条的“民主乱象”过渡期，这种现象在民主化的非洲是很明显的，也在阿拉伯剧变后的某些国家显现苗头。

第三个剧变，就是宗派力量的空前崛起。宗教力量的抬头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特别是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保守宗教力量通过合法渠道被推上政治舞台，这是过去谁都未曾预料的现实，一如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借助民主之梯获得组阁权一样。但是，反过来想，在一个个具有千年伊斯兰传统的社会，伊斯兰政党获得政权难得不合情理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宗教环境的必然，也是阿拉伯人民的自主选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由衷地接受和尊重这一现实。

当然，穆斯林兄弟会的陆续上位也有可能加剧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宗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诱发伊斯兰教派与其他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

另外，中东和平进程会面临一个更加不可预测的前景，因为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微妙，其孤立和被动局面有恶化的趋势，而以色列作为一个环境与历史的弱者，从来不在自己处于较弱的位置时做出让步。所以，中东和平进程在未来若干年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推进，真的很难预期。

另外，结束了利比亚的危机，此轮的以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权力变更为特征的政治浪潮大致可以告一个段落，因为势能必然衰减，人心已经思定，阿拉伯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大国也不希望地区处于持续的剧烈变动中。经过这轮剧变洗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重心、决策重心暂时东移至海湾地区，并由阿拉伯君主国联盟所主导，使得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图谱出现全新的景象。未来的关注点在于：发生权力变更的国家内部力量将继续博弈，未曾发生剧烈动荡的阿拉伯王权国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宪政改革挑战，从而使这些国家向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转进。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是，虽然美国在此轮中东变革中有选择性的干预或者撒手不管，似乎显现美国整体力量的减弱，但是必须意识到，主动的超脱与被动放弃有本质区别，战略撤退与重点战略转移也不是一回事。美国的应对显示其打造巧实力、注重多边、借重盟友、回避风头的策略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中东的影响真的减弱，更不意味着美国撒手中东。未来的中东依然是美国主导的中东。

主持人：非常感谢马老师做客新华网，将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为我们做了一个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本期新华国际访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