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王秀）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先生17日做客新华网，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同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马晓霖（左）与主持人合影
【访谈视频】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网国际访谈。
2010年12月中下旬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多国相继陷入动荡、战乱或政权更替，规模和影响之大前所未见，而且正在持续冲击地区力量格局并波及世界。
今天，在突尼斯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到博联社网站总裁、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先生做客新华网。马老师最近带领43位中东问题专家耗时一年编著了一本书，书名叫《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书中融入几十位专家对中东问题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今天我们邀请到马老师作为这本书的主编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就近期网友们关注的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与大家做一个在线交流。
主持人：1月14日是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出逃一周年，也是以突尼斯危机为开端的阿拉伯大动荡爆发已经一周年的日子，在过去一年里，阿拉伯世界多国相继发生动荡，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谓罕见，以致有些国家到今天还在持续的紧张局势当中。您能否简单总结一下这场阿拉伯大动荡的原因和总体情况？
马晓霖：回顾2011年，西亚北非多个阿拉伯国家政局出现剧烈动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说经济危机是动荡产生的最重要动因。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波及欧洲，从欧洲又波及西亚北非地区这个所谓的欧洲后院，使得该地区部分国家脆弱的经济基础和单一的产业结构在世界经济危机大潮中不堪一击，导致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物价，以及广大民众收入锐减，中产阶级濒临破产，穷人生活更加贫苦，进而引发积累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除了经济危机，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多少年都固守“威权”体制，这些相继下台的领导人，曾经被当做国父一样受到拥戴，但他们上台后持续执政许多年，政权基本一成不变，无论执政党内部还是各党派之间，没有实现有序、公平和透明的轮替规则，使得政治生活如一潭死水。另外，由于权力和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国家新增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能实现财富公平有效地分配到全社会，让各阶层百姓都获得好处，久而久之形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和十分明显的贫富分化。
这种政治垄断造成的另一个巨大弊端就是领导者风格长期没有变化，缺乏新意。应该说，在最初的岁月里，这些倒台的阿拉伯领导人曾给各自的国家带来过较高国际地位、较大地区影响以及阶段性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但是，他们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一直高高在上，垄断权力不放，甚至打算把公权私有化，传递给自己的后代施行“家天下”，导致整个国家、社会在政治决策方面，在国家治理层面，都缺乏创新和活力，无法与时俱进，也不能吐故纳新，从而使国家整体上无法进步，落后于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也使得整个社会从底层民众到中产精英都对国家的前途失望，对当局心怀不满，孕育了社会剧变的火山。
这些国家的政权为了维护“威权”统治，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不公，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或更多福利保障，相反，采取相当严酷的高压手段，试图通过这种过时的强制方式保持政局稳定和强迫民众服从，其结果是，在发生政权变更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长期存在着侵犯人权、暴力执法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突尼斯是因为一个失业青年自焚引发群众不满；埃及因为警察打死一名无辜青年商人，在“警察纪念日”引发全面抗议；利比亚因为多年前胡乱处决一大批政治犯，并逮捕为死难者家属维权的律师而引发抗议和骚乱。
从2011年的阿拉伯剧变可以看出，积累的社会深层问题和结构性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释放和化解。最后因为一个很小的暴力事件、一个看似寻常、很不起眼的偶发事件，导致整个局势失控，最终诱发大规模动荡，人亡政息。所以，2011年阿拉伯剧变所折射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参照是非常深刻的。
主持人：当前局势最紧张的应该说是叙利亚了，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局势。您认为叙利亚局势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演变？巴沙尔政府能否通过改革实现国内局势的缓和？西方是否会进一步加大干预力度？
马晓霖：叙利亚存在的问题和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很相似。这些年，经过巴沙尔上台后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但是成效不大。另外，有一个多年未曾解决的问题是，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力量以巴沙尔家族为核心，统治着占人口90%左右的逊尼派，导致国家在宗派结构方面处于人口与权力比例失衡的不稳定状态。当北非变更波及到叙利亚后，骚乱从其南部边境小城德拉市开始，起因也是当地政府高官的宗派歧视言论激化积蓄已久的矛盾，导致不满、抗议、骚乱和流血冲突迅速向全国漫延，局势变得不可收拾。
在我看来，针对叙利亚的外来干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洗牌整合，还不是西方的阴谋使然。对于海湾阿拉伯君主国而言，叙利亚政府负有“三宗罪”：第一，作为少数宗派政权统治逊尼派多数。在伊斯兰世界，逊尼派是占据绝对主导力量的宗派，什叶派只是很小很边缘的人群，虽然该派在黎巴嫩、伊拉克、巴林、伊朗等占人口多数，但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什叶派是极少数宗派，且它被激进的逊尼派，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奉行的瓦哈比教派视作“异教徒”，是历来加以排斥和打压的。保守的逊尼派为主导的海湾国家当然不希望一个阿拉伯的重要成员控制在什叶派手里。
第二，叙利亚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主要而仅存的码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宗旨是反王权、反封建并追求阿拉伯统一的，但也是追求世俗与现代化的，在宗派冲突之外又增加了现代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后者所无法容忍和接受的。颠覆了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可以继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彻底清除来自泛阿拉伯主义及反王权势力的威胁。
第三也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叙利亚虽然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重要码头，但是在过去多少年和非阿拉伯的、同属于什叶派的伊朗结成战略同盟，换句话说，在关系到整个阿拉伯民族利益的时候，叙利亚却与阿拉伯的宿敌伊朗穿同一条裤子，站在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这一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的“两伊战争”，当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支持伊拉克对决伊朗之际，阿拉伯的叙利亚却站在伊朗一边。
和伊朗结盟本身其实并不是问题，但要命的是，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直试图向阿拉伯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鼓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激进力量颠覆本国王权，建立类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制度。伊朗此举使海湾阿拉伯君主国长期面临显性或潜在的动荡与风险。伊朗还同阿拉伯国家争夺在海湾地区、中东地区的控制权，争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导致双方在政治上、宗派上、心理上水火难融，更何况伊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还有领土争端。此外，阿拉伯海湾国家因为自身安全需要加强了与美国的政治、军事联系，也激化了其与伊朗之间原本难以弥合的矛盾。
在这些大背景下，如果能借这次规模宏大的阿拉伯民生之变推翻大马士革政权，使得叙利亚在外交上完全断绝与伊朗的战略联盟，无疑将切断伊朗影响力扩张的臂膀，使其陷入孤立，影响退回到海湾东岸。也恰恰为了对付伊朗，海湾阿拉伯君主国或阿拉伯联盟与西方国家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利益共同点，无论美国还是英法，乃至伊朗的死对头以色列，也都不希望伊朗做强做大，更别说这些力量正在围绕伊朗核危机想方设法制约和削弱伊朗。
所以，我认为2011年阿拉伯剧变延续至今，发展到叙利亚危机，已经由民生、民权变革异化为中东地区传统力量的博弈，并和伊朗核危机的发酵有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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