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

　　奈保尔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来到世界另一端的特立尼达多巴哥，他在那里出生长大，18岁到英国读书，后入英国籍。

　　《米格尔大街》是奈保尔的第一部作品，由17个单独成篇又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小说写的是特立尼达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一条街上的人物。这条街可以说是贫民区，奈保尔写的全是街上的小人物，每篇有一个主人公，这些人收入少、文化低，小孩的理想不过是想做个驾着蓝色马车的清洁车夫，可他们却都自有活法儿，有时还有惊人之举。

　　长篇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也是一个小人物，刷广告、当工头，为自己大材小用而不满；作了《特立尼达守卫者报》的记者，又为随时可能降临的解雇而恐惧。他最大的苦痛莫过于没有自己的房子，不得不寄居丈母娘家。两次建房搬家都以失败告终，等到终于有了自己像样的房子，“月供”还没还清，就在46岁时死于疾病。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奈保尔的父亲，奈保尔对毕司沃斯先生不无讽刺和批判，也充满同情。如果说米格尔街上还有些许欢乐，毕司沃斯先生的一生则浸透了悲哀。

　　奈保尔从亲历者的角度写小说，书中的人物原型都曾生活在自己身边。读这两本写拉丁美洲的小说，最深的体会是笼罩在书中的人物的无奈和悲哀。

　　《河湾》也是一部长篇，故事发生在刚果河拐弯处的小镇上，印度裔穆斯林萨林姆经营一家商店。白人殖民者走了，独立后上台的“大人物”为所欲为，人民仍然水深火热，国家仍然前途渺茫。小说情节生动、叙事流畅、人物独特。不同种族的青年费尔迪南和墨迪，“大人物”的谋士雷蒙德、白人妇女耶苇特都是我在过去的阅读中不曾见过的全新形象。主人公萨林姆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对于非洲他是一个旁观者，可以一走了之。奈保尔更是一个局外人，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此书出版当年，《纽约时报书评》写道：奈保尔“以复杂纠结的角度，探讨那些不幸国家中发生的事情，这些国家才摆脱蛮荒落后的部落生活和殖民统治，却仍未能享受到现代化的福祉。”

　　“印度三部曲”是奈保尔三次访问印度写下的游记：《幽黯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1964年出版，《印度：受伤的文明》成书于1977年，《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1990年完成。我很少读到如此优秀的游记，作者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的观察极为敏锐和细致，文字的优美也是一流的，景物透出的更是情感和思想之旅。

　　印度对于奈保尔“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他身上留存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当他身临这个国家时，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对印度的记忆，那个在我特立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是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井门” 。1962年的第一次印度之行，他企图探寻自己的历史与身份的认同，所看到的是：印度属于黑夜，他怅惘和自责。1975年重游，他投入了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但仍感悲怆：“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慧和知识途径。”他希望“印度会继续”。1988年第三次，他更多是作为聆听者，记录当代印度人的心声，从每一个“个人”看整个国家的变化。与他第一次来相比，印度“仿佛是个不同的国家”。奈保尔认为，过去因为外来政权、贫穷或自卑而蛰伏的各种信仰和思想开始苏醒，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但是，他也从许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中看到：“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份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　

　　三部游记表露了奈保尔复杂的心境。第一次亲眼望见喜马拉雅雪峰，他感到亲切，那是从小在外祖母房中看惯了的图画；第一次走进印度寺庙，他不觉陌生，那些宗教仪式曾在家族的习俗中薪火相传；从印度妇女的五官中，他看到了母亲和姐妹们的影子……但首次踏访印度的奈保尔已从牛津大学毕业、在BBC任职，后两次到这个国家，他身价更高，已是英语世界的知名作家。走进印度，我觉得他介于亲历和旁观之间，在生养自己祖辈的地方，他有难以名状的深情；而西方文化的滋养又使他产生“间离”，他看印度的方式，更多的是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虽然奈保尔觉得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但是他描述印度的语气略带嘲讽，目光是冷峻和居高临下的。

　　优秀作家的传世名作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世界人民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奈保尔带给读者的还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