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只剩下了特里谢和德拉吉倾向的政策路径，即成员国政府通过改革走出危机。这一做法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和其它许多南欧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竞争力薄弱——意大利经济在过去10年中未能出现任何增长。在货币联盟内，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对内贬值才能解决。在意大利，与希腊一样，人们的预期是这项任务会落在一个技术官僚型政府头上。可是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以前的技术官僚实验，尤其是在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任内展开的那些实验，结果好坏参半，而今天的经济状况与当时相比远远更为不利。尽管意大利政府一直维持着一定的主要预算盈余，公共部门负债产生的利息却造成了相当于GDP 4.5%的总体赤字。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减少累积的庞大债务负担。然而意大利经济可能已经在收缩了，而最近欧元区的数据显示，恶化的范围正在扩大。

　　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而技术官僚型政府是否具有推行真正激进的改革所必需的合法性，还有待讨论，特别是如果选民认为政府是在对严苛的德国政客惟命是从的话。值得回顾的是，意大利在管理公共债务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并不是在技术官僚的治理下，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大的法西斯政权统治下。在1922年至1926年之间，意大利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74.8%降至49.7%，而预算赤字也得以消除。与此同时，一切反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反对力量也都被根除。这剂财政药方中还包括事实上的违约：1926年和1934年两次延长债务到期期限的强制性转换。

　　如果显而易见的退路过于艰难，有些事情必须得舍弃。而舍弃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可能是欧元区自己。讽刺的是，安格拉·默克尔和尼古拉·萨科齐由于打破了不可触碰退出欧元区这种可能性的禁忌，或许已经加快了这一进程。这简直是鼓励资本从南欧国家外逃、制造不稳定的最佳方法。或许无序违约和退出欧元区是逃脱目前这种噩梦般的窘境的唯一退路，这种情景会让人不安地回忆起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期。但这种结果会比整个南欧遭受多年通缩和令人痛苦的高失业更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