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28日发表题为“全世界应敦促欧洲尽快行动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用几年的时间秘密复印了8000多页五角大楼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他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沼泽迷雾与僵化机器》（The Quagmire Myth and the Satlemate Machine，收录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详细地总结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归结起来很简单：政策制定者们的行动缺乏远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只做出了避免眼前灾难所需的最低承诺。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乐观，却从不真正付诸行动——即便他们相信行动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政策制定者们仿佛悲剧般地困在了无人地带——既无法从走了很久的路线上掉头，也拿不出政治决心、迈出任何有一线成功可能的一步。最终，在经受了多年不必要的折磨之后，他们的政策还是全面溃败。
过去两年来，欧洲经历了与此类似的过程。从希腊首次显现危机的征兆，到麻烦蔓延至葡萄牙和爱尔兰，随后确认希腊无法全额偿还其债务、继而债务激增蔓延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当局一直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他们所做的只不过略微超出欧元的正统操作，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崩盘，但绝不足以打下重塑信心的良好基础。紧急峰会召开得越来越频繁，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一过程已影响到了政策制定者们的可信度。很久以前我曾警告过一些欧洲朋友，当局在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结论时，仍然声称希腊有能力按时全额偿还债务，之后再宣称西班牙和意大利基本面良好时，将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尽管后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欧洲的银行业压力测试中，信用违约互换(CDS)超过500个基点的资产仍被视为安全，面对这样的荒唐事，市场怎能不无视监管机构有关某些主要金融机构偿债能力不存在问题的论断呢？
如今，继续过去两年那种不情不愿的渐进主义做法，可能会招致灾难。过去，我们的任务是判定哪些机构属于“太大而不能倒”，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变成：当一些因太大而救不了的债务国无法偿债时，我们该怎么办？如今的形势跟2008年秋季或历史上任何时刻相比都有许多不同。然而，熟知近代金融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曾经不可想象的崩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已经提出了解决欧洲金融问题所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这值得大加赞赏。首先，欧洲必须设想到欧洲货币体系若干年后的状况，再回溯到现在，决定如何去做。事实上，过去十年来，欧洲政界人士忽略了经验老到的货币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元区各主权国家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体系和银行监管机制，将给单一货币带来压力，使其难以为继。欧洲货币联盟的状况，恰好验证了已故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的名言：“在经济学中，问题酝酿的时间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而爆发的速度则比人们的想象要快。”欧元体系的问题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