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仍面临一些政策选择上的困境。面对危机，传统的对策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现在如以积极财政刺激，公共财政赤字的积累会加剧，而且可能导致民众对未来的财政与金融状况丧失信心。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各发达国家内部，要求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高涨。然而，如因退出积极财政政策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增长率下滑，会进而造成政府福利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最终还是会出现公共财政赤字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政策选择似乎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在他看来，货币政策方面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首先，目前各国采取的零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因为在失业率高、人们对未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纵使是零利率，家庭也不愿增加消费，企业不愿借债。而且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出乎预料的结果，造成短期资金外流，流入那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给其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多的难题和挑战。同时还会有不少资金进入石油和粮食市场，推高油价与粮价，给发展中国家增添社会不稳定因素。

　　林毅夫认为，在面临这一系列两难局面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凯恩斯主义，但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他说，当前国际经济复苏最大的挑战是占全球经济生产总值70%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产能利用率低的状况。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投资如能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便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减少，就业就会增加，民众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变好，经济增长会加快，对房地产的需求会增加，金融部门的呆坏账可能减少，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和地方债务危机也可能消弭，从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

　　林毅夫表示，这个观念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接受。他举例说，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在峰会之后，新加坡与世行共同召开东亚基础设施融资高层会议。在会上，新加坡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支持东亚基础设施发展。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础。

　　最后林毅夫还对中国经济做了评价。他认为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保、教育、医疗等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仍需对可能的房地产泡沫等因素保持警觉，因为近来那些经历奇迹般增长之后突然停滞的国家，如日本、爱尔兰等，普遍都是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他还坚持近年来的一贯立场，强调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等体制性问题。

　　“在风景这边独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些体制性的问题解决好，如果能这样的话，相信不管外面的风雨，中国肯定能在10－20年里维持8%左右的增长率。”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