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余申芳）去年11月至今年6月，《纽约时报》记者大卫·罗德和同伴在阿富汗采访途中遭塔利班绑架并被囚禁七个月零十天，始终挣扎在死亡边缘，但最终逃出魔掌，重拾生命。经历这段苦难，他们对塔利班以及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平前景有了全新认识。摆脱塔利班控制后，大卫·罗德记下他们的“囚徒岁月”。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其精彩部分连载，敬请关注。

本网独家连载：枪口下的回忆（一）

塔利班士兵

    在被囚禁期间，我没有记笔记。我所有的记载都来自记忆和我家人与同事保留的资料。绑架者的直接引语来自塔伊尔的翻译。毫无疑问，我的回忆是不完整的；为保险起见，我没有提供某些细节和某些人的姓名。

    被囚禁的日子使我感到迷茫，但妻子的两个电话和一封信让我保持了镇定。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还有塔伊尔和阿萨德——要耐心等待。到今年6月，我们已经被囚禁长达7个月时间。绑架者不想认真谈判，不想释放我们，他们的傲慢和虚伪没有止尽，他们的不诚实也始终如一。我们最后发现一个逃跑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我们还是想试一试。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成功了。下面就是我们遭绑架的故事。

    2008年11月9日，我来到喀布尔，和《泰晤士报》记者塔伊尔·鲁仃会面。塔伊尔安排我第二天采访一位叫阿布·塔亚伯的塔利班指挥官。我们开车去见他。塔伊尔之前安排过两名外国记者采访阿布·塔亚伯。

    当晚，我和《纽约时报》驻喀布尔主管卡洛塔·加拉一起吃饭。她说没必要亲自采访塔利班，她倾向于电话采访。她建议我们雇一位司机放哨，并在一小时内结束采访。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留下两张便签，一张告诉卡洛塔我们会面的地点，叫她如果我下午要是很晚还没有回来，就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另一张给我妻子克里斯汀，以备不测。

    我出来和塔伊尔与阿萨德·满格尔汇合。满格尔是受雇佣开车和放哨的。我身穿阿富汗服装坐在车子后排，蒙着面，防止盗贼认出我是外国人。喀布尔周围大部分绑架案都是犯罪团伙干的，不是塔利班。

    我给卡洛塔发短信，告诉她阿布·塔亚伯的电话号码，让她要是没有我的回音，就给他打电话。我们要是在路上出现意外，阿布·塔亚伯就会救我们。根据阿富汗传统，主人有义务保护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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